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1920年3月开始酝酿组成。有一次，上述19个人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开了一个会。大家谈来谈去，不少人想把组织公开出来，有人反对，认为若公开，问题还很多。但是最后还是决定在北大校刊上登一个启事，把牌子打出去。启事是我写的，写好了以后，由我和另一个同志去找蔡元培先生，要他同意把启事刊登在《北大日刊》上。我向蔡元培宣传一番我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道理。蔡看了一下启事和名单，沉默了一会，最后同意登了。为了公开招收会员，启事上登有联系通讯处，第一院是王有德，西斋是我。
蔡先生是浙江绍兴人，他周围的师爷们很有谋略，很能办事，但很顽固、保守。我们找蔡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这件事，就没让他的师爷们知道。等到《北大日刊》将启事登出来以后，这些师爷们对蔡说：“今后学校不得太平了。”以后，我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想在北大会议厅开一个成立会，因蔡上次已经批准我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成立，并在《北大日刊》上登了启事，所以这次他不能翻悔，答应我们在北大会议室开成立大会。同时，蔡还应我们的邀请，参加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了几句话。开完成立会后，我们还拍了一张照片。这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就正式成立了。成立以后，我们要活动，没有地方，于是又去找蔡要房子，他同意给两间房子，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馆。办这些事并不是很顺利的，因为蔡元培左右的人反对我们，公开同我们作对，不肯拨房子给我们，认为这样做，学校会不太平。而蔡元培先生则对他们说：“给他们房子，把他们安置好，学校才会太平。”所以，从这件事情上讲，蔡元培先生当时确实很有勇气。
研究会有了办公室、图书馆。我们给它取了个名字，叫“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小室)，我们的图书上都盖有“亢慕义斋”戳记(现在北大还保存有亢慕义斋戳记的图书)。研究会成立后，我们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马克思学说有关的书籍。
研究会的活动时间是比较长的。第一次开会时，我们的会员只有四五十人，后又大量征求会员，北京国立八校和北京以外的，也可以通信加入，还征求了工厂方面的同志参加。我记得第一次统计时，有会员118人。那时我们还注意在工人中发展会员，其中工人就有23人，即：李宝成(津浦路工人)、梁鹏万(京奉路工人)、邓培(京奉路工人)、史文彬(京汉路工人)、张太清(京绥路工人)、姚佑唐(津浦路工人)、王壁(徐州铁路工人)、许鸿儒(津浦路工人)、葛树贵(长辛店工人)、王荷波(浦镇工人)、沈干城(沪杭路工人)、孙云鹏(正太路工人)、孙津川(沪宁路工人)、李青山(胶济路工人)等；主要是长辛店、唐山、石家庄、郑州等大厂的工人。第二次又扩大到二三百人。这个会开始是我负责，后来我离开北京，就交给北方区委了。这个会活动时间达七八年之久。在现存文件中，有初期成立时的文件，其中也有反映该会派人到唐山去组织工会，援助唐山开滦五矿工人罢工的情况。
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以后，搞工会需要人，就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找人。这个研究会为革命输送了百把人，培养了一批干部。另外，翻译了一二十本书，有的出版，有的没有出版。如《共产党宣言》是从德文译出来的，有油印本。那时，我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译出的书，有康慕尼斯特丛书、列宁丛书、马克思全书。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设立了一个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与法文三组。我们这个组有七八个人是学习德文的，我们曾译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1920年到北京时，大概已有一个《共产党宣言》的油印本子了。我记得《共产党宣言》很难翻，译出的文字不易传神，所以进度很慢。如《共产党宣言》中，第一句话，“有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徘徊”。大家就议论说，“幽灵”这两个字不太好，但又没有办法，最后还是不能解决。有个同志说，直译，然后把意思作一个说明。在那时，我们认为“幽灵”是一个贬义词，在德文中“幽灵”这个词的原意是“鬼怪”，“徘徊”也认为不好，没有指出方向。所以后来加说明，“欧洲那时有一股思潮，像洪水在欧洲泛滥，这就是共产主义”。这样的说明，大约有七八处之多。
研究会一面组织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一面组织会员搞翻译，同时还组织讲演活动。李大钊常常参加讲演活动。李大钊还编了一本油印讲义《唯物史观》。马克思研究会成立以后，他就开始讲。他的英文、日文都很好，能用日语讲话，能看英文书，他作了多次讲演，如《唯物史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等。他还号召我们翻译《资本论》。我们大家觉得很难，啃不动，我们请德文老师帮着讲。德文老师也说：我认得文字，但不懂得意思。但我们还是坚持啃下去，曾译了《资本论》的第一卷。我们当时是硬啃，实在不懂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