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有一件，就是王稼祥在外交政策上提出：对外斗争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对外援助应当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都被他认为是修正主义的"三和一少"。1962年7月，中国代表团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时，强调和平、裁军比较多，反帝调门比较低，曾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事后，毛泽东对此多次提起批评，说是"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并向有关国家道歉。还有，就是在平反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形成了一股平反之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

他针对国家机关党委准备对几个比较有名的右派进行平反的事提出严厉批评，责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此事是谁布置的？是组织部，中直党委，还是国家机关党委自己？此事出在中央机关内部，右派分子本人不要求甄别，而上级硬要'试点'，以便取得经验，加以推广。事件出在6、7月。其性质可谓猖狂之至。"④这类事情，还可以举出一些，如在统战工作问题上，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都出现了一些在毛泽东看来带有右倾性质的方针政策。事后，毛泽东曾多次批评1962年上半年，说那时候是一股风，可猖狂了。1965年8月11日，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小范围会议上说，1962年刮歪风，在国际上、外交上主张"三和一少"，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如果当时我们几个常委不顶住，不用好久，只要薰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其实，在毛泽东看来多数常委并没有"顶住"。⑤可见1962年的上半年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

那么这些所谓"右倾"的表现，又和刘少奇有什么关系呢？在毛泽东看来，刘少奇主持第一线工作，是那些问题的支持者，或是那些问题的始作俑者。具体的工作和任务是从分析形势中提出来的。既然形势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此才导致了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右倾。所以，毛泽东对刘少奇又多了一层政治上的不信任。

换言之，七千人大会之前，毛泽东与刘少奇存在的分歧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七千人大会使毛对刘憋了一口气，产生恩怨，问题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七千人大会之后，毛刘之间的矛盾不但没有化解，而且还在不断积累，同时在估量国内形势，在对外政策和农村政策，以及不少重大决策上，出现一系列彼此相左的意见分歧，而这个分歧的产生则关系到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毛泽东眼里是出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重大分歧。他认为，刘少奇是被困难吓倒了，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要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至此，两人之间的分歧便具有了双重意义：既有个人的恩怨情结，又有思想路线上的分歧。这种矛盾纠葛，随着以后"社教运动"的进行，以及一些国际事务的开展等等，变得越加难以调和，最终使毛泽东产生一种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和两条战线斗争的错觉……(来源：《文史博览》2008年第四期。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营盘东路62号文史博览杂志编辑部 邮编：410011 邮箱：2004wsbl@163.com  邮发代号：42-185 联系电话：0731-4307941）)

附注:  张素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主要从事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参与编辑过《毛泽东军事文集》(6卷本)，撰写过《毛泽东年谱》，出版过《毛泽东画传1893-1976》、《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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