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哪一种人才，以司马迁‘愤激’之语说，在帝王圈里，都只不过是：‘毁誉在我’，非自然独立的，‘娼优’之类的一件物事而已。
在中国，儒家言‘义’而不言其‘利’。读书人，则纷纷养成其一个‘谬蹦’风雅的习性。实则，大家均在其所谓‘义’的旗子下，暗地干着‘偷天’‘换日’的勾当。
我想，司马迁也不免其‘俗’，使难得一见的，历史性的‘邓通现象’，不得已而归入其‘侫幸’的异类，让其在‘模棱两可’间，摇弋不定。
司马迁受‘腐刑’，由太史令升而为皇权核心的‘中书令’，说不定自有类似于邓通之 ‘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内心苦衷’。
4、
刘恒，是西汉一个雄心勃勃之主，一心发展经济，使民富而国强。百业待兴，自然在意于各业之流通的‘邓氏钱’。
故刘恒，‘于是赐通’回四川，在‘严道’，及其所有的‘铜山’，‘自铸’其钱。也就是说，刘恒给了邓通一个，运用自如的‘中央政策’。
邓通在‘读书人’堆里，虽无供人玩弄之所谓‘媚人’的其它‘伎能’，但忠厚老实可靠，不会败坏其朝政，叫做：信得过。因其未公开招标，故也可以谓之为‘幸’。
在金沙江边长大的邓通，知道‘钱’在经济中，特具货殖之利，对工商经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凭着天子的器重，雄富的声望，邓通不负汉文帝之所托，‘邓氏钱’，不仅在巴蜀大地，而且‘布天下’，流通于全国。
汉文帝之所以能‘文’之于天下，‘邓氏钱’不能不说没有邓通个人，所倾注，并付出的全部心血。
《史记》说：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又说：刘恒的儿子汉景帝‘诬陷’邓通，籍没家产时，其‘负债数’，竟然高达‘巨万’。
最后，弄得无以为生，竟至‘不名一文’地‘饿死人家’。而云天下巨富，饿死以终，其反差之大，不得不令人泪眼蒙瞳。
5、
也许，人们要质司马迁：‘邓氏钱’哪去了？或许，司马迁先生，会告诉我们：‘媚上’去了呀！
邓通，仅是巴蜀大地的一个放牛娃。天底下，没有放牛娃将牛卖了的道理。而企业的主人，或云当然法人、执行董事长，则是汉家皇室。
有人说：人情没有纯净，世态没有平衡。司马迁的一个‘媚’字，道尽了事情全部的一种‘委曲’和‘玄机’。它，栓着人情、世态的三大方面。
一是利益的直接关系人：邓通和汉文帝，在明处；
二是旁观的第三方，暂时还是非执行董事长的汉景帝，及其利益攸关的一方，暗处。
其‘媚’，大矣哉。受之者，欣然，舒坦；施之者，却是‘谨’然，小心翼翼。而旁观者，却羡慕，嫉妒，并不解地，嗤之以鼻地‘咄’然。
加之景帝内心，隐藏着一个无以公开的天大‘秘密’，令邓通不得不‘冤哉’而且‘枉也’。其‘秘密’之所以产生的由来，《史记》说：
文帝尝‘病廱’（毒疮），邓通常为帝‘吸吮’之。
文帝（故作）不乐，从容问通曰：‘天下，谁最爱我者乎？’
通曰：‘宜莫如太子。’
过了一段时间：
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太子）吸廱，（太子）吸廱，而色难之。
己而，闻（太子听说）邓通常为帝吸吮之，（太子）心惭。
由此。（太子）怨（恨）通矣。
可怜的邓通，夹在汉室皇权父子两代人中间，染上了一个所谓的夹湿‘伤寒’的绝症，却无以‘自知’。
我相信，太史公是饱含热泪，根据档案，去‘述说’这个故事的。
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
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作‘徽’字解）外’铸钱。
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结）案。
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债）数，巨万。
这，还不算是‘布天下’之‘邓氏钱故事’的终极点。在威威皇权之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墙倒，众人推；屋漏，偏遭连夜雨，也属‘自然之理’。
在乌黯的巍巍云层中，也有些许亮光，即景帝的大姐－馆陶公主。
但她，虽是‘爱莫能助’，但终究还是为历史，暗示了一个‘冤曲’的‘例证’。
应该说，景帝的大姐，‘长公主’－馆陶，属于刘恒父党。因其年长，知道邓通与刘恒少年交往，景帝的‘心里疙瘩’，明白事情的子午卯寅，深知其‘冤’。
但她，即使同情邓通，也是无以为力。只能小帮，不能大补。
所以，太史公说：
长公主‘赐’邓通，吏（官员）辄（就）随没入（随即收归国库）之，一簪（一根簪子累得东西，都）不得著（穿戴在邓通）身。
于是，长公主乃‘令’（省略：人）假（代她给予）衣食。
在巍巍皇权网络的威压中，馆陶公主都无以冲破，何况其后相距几十年的司马迁？
景帝手下的‘吏’，也无不以为难于邓通为‘娱’。即使是馆陶，也不放在眼里，统统予以没收。即使‘一簪’之物，也不予留下。
不得已，馆陶‘下令’托人，代表她去办理‘供给衣食’的事情。
世事艰难，无以想像，与我们在文革的情形，大抵相同。
可怜的邓通，最后还是不得已，活命无望‘饿死’以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