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俘后所写的供词（以前多称之为自述），真伪问题曾经争论了好久。认为是伪造的人，竟说如果肯定供词是真的，那就是丑化农民革命。在这样的立论下，去让法医作技术鉴定。于是，判定供词是伪造。科学技术到了如此地步，实在是十分可叹的。然而，这当然不是偶然更远非唯一的事例。后来，在无可辩驳的证据面前，真伪不必争论了，又提出到底是失节问题，还是“叛变革命”。因为供词对洪秀全多有非议，最后还向曾国藩提出让他出面收罗太平军残部的办法。1977年12月，曾国藩的曾外孙女俞大缜，在中过风又患白内障的情况下，给一位专家手书其母（曾国藩孙女曾广珊）亲口告诉她的‘‘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这是可信的。联系供词全文、李秀成性格、当时处境、国内外环境，李秀成写这供词，决不只是保存太平军史实，为自己留个自传。他的最高期望值是，曾国藩真的拥兵称帝。那么他可能就有机可乘，在曾与清政府你死我活斗争之际，重整太平军，三家争天下。倘不能重整太平军，汉人曾国藩做皇帝，也比满族要好得多。在他看来，曾国藩敢做皇帝的话，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曾国藩被清廷镇压下去，太平军也有伺机再起继续反清的可能。倘若不能策动曾国藩称帝反清，那么答应太平军放下武器就不杀遣还，免得太平军残部继续遭受追击、屠杀，免得老百姓再受战争之殃，也好。他想到这些，是十分正常的。否则，就不会被曾国藩等人一提起就说他“悍滑”、“狡悍异常”了。证据呢？一是曾要删掉一部分供词，并将真迹藏起来；二是曾不敢送他进北京就擅自匆忙将他杀了；三是俞大缜的证词。这三条证据，是很难推翻的。如果计谋都要成为事实，那么历史就只是单方面的直线行为了。对此。多加评说，就是无谓的笔墨。说李秀成“失节”、“叛变”，那是因为长期以来，要求一切被称为革命者的人们纯而又纯，“胜利或者死”，成了唯一的人生路标；曲折、失散、被俘、死里逃生，往往百口莫辩。生活中太多了，也就成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准则。更因为，在论争高潮中，有了终审判决：“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人们只好三缄其口，“叛变”论者就大获全胜并因而成了“中央文革”成员。1979年以来，多数人宽容点了，说供词是李秀成的“污点”，“失节行为”。仍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

请问：在洪秀全已自杀、洪天贵福必死的情况下，李秀成还应忠于谁？如果说，要忠于太平军的夺取全国政权的理想，那么，洪秀全自己早就放弃这种理想了，而李秀成却还希图保存残余、寻求机会，实现这种理想，或者保持对部分地方的占据，从太平军的立场看。至少是一种无可非议的努力，何“污点”、“失节行为”之有？即使以人们惯用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来看待供词，则它并未给太平军造成任何危害，倒是给后人留下一些值得深思的史实和教训，完全没有什么不好，不对。

古今中外不少最高权力拥有者，往往以现实的需要来看待历史人物，甚至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要求臣下，在其生前死后都要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拥护，不得有任何异议。任何批评，任何纠正，学者如果照这种观点去看待历史，历史论著便成为权力意志的传声筒，没有什么事实、是非、品格可言了。

总的说来。李秀成是太平军中难得的将领，但他确实是个悲剧人物。没有洪秀全造反和传统伦理熏陶，就没有李秀成及其供词。洪秀全使他成为主将，又将他推到曾国藩的刑场。自毁栋粱，往往是一个王朝衰败的准确信号。洪秀全并末建立王朝，但其区域性军事割据亦同此理。

在被俘诸王的供词，李秀成供词明显与众不同。多重意图，使他在囚笼中以每日数千字的速度，写了长篇供词。他的对手李鸿章、此前给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的信里说：“既深佩其狡猾，更积狠其忠勇”。这两句话，是供词极其重要、极其确切的导读。李秀成在计谋失败，最后作绝命词十句，“叙其尽忠之意”，从容赴死，也是这供词的实证。他对曾国藩适当说些客套乃至恭维的话，是其意图所决定的。他坚持站在太平军立场，始终认定洪秀全是天王、“我主”。在这一前提下，不可能也没有将洪秀全的邪恶兜底翻。只是很有节制地写了洪的一些错误，主要是他与洪的公开分歧和争论。历代都有人，与昏君暴君有重大分歧，不顾一切面折廷争，以至被斩首被凌迟被下油锅被诛九族，而成为公认的忠臣。然而，按照绝对洪氏本位的价值标准，即以洪秀全的是非为是非，以洪秀全的好恶为好恶，供词中那些很有节制的真话实话，有损于造神，有损于洪的光辉形象，那就不能容许。无论你多么用心良苦，杜鹃啼血，超过古代忠臣义士，都是“不忠”，重则日叛变，轻则日变节行为。这种价值判断，只能让普通人瞠目结舌。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李秀成是不是忠、义，而在于其忠、义的价值的二重性，在于他想超越简单地高呼口号而死的复杂内涵。有几分读懂供词，就会觉得这是一曲太平军的挽歌。洪秀全的挽歌，他自已昨日的挽歌。供词即将写完，他就被杀掉，成了洪秀全的殉葬，供词成了殉葬者预先自唱的挽歌。这支复调挽歌，是寻味不尽的。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