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李秀成既被执，解到曾国荃军营，曾国荃痛恨李秀成坚守天京不下，屡次把他打得惨败，他自己先悻悻然用锥狠命地遍刺李秀成，又叫刽子手用刀来割李秀成，要用寸磔［ｚｈé哲］的酷刑来杀李秀成，把李秀成全身刺割得血流如注。李秀成在这种惨毒的酷刑苦熬下，仍如山地屹立不动，给敌人以极度的藐视。而在当天晚上，李秀成却乘曾国荃的幕僚赵烈文等前来谈话之间，就向敌人提出“天下遂无事耶”、“夷务不靖”、“散遣旧部”然后“瞑目无憾”等问题作试探。从李秀成被捕当天的表现，我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一件事实，就是：当敌人用寸磔的酷刑使他受尽捶心剔骨的苦楚的时候，李秀成在血肉淋漓的酷刑之下，就山岳似地挺立不动，表现出革命英雄威武不能屈的气节；但一到敌人放下屠刀的时候，他却抓紧时机要利用最后一刻的生命把敌人引导到泥坑去，尽他未死以前所能尽的责任。可见所谓李秀成受不起酷刑的苦熬、囹圄的苦楚，那是想当然的说法，并无丝毫事实做根据。
第七、李秀成是受了曾国藩的欺骗吗？
有人说李秀成被执，最初曾国荃用寸磔酷刑去割他，李秀成挺立着，丝毫不动。到曾国藩从安庆来后，经过曾国藩和他谈话，他受了曾国藩的欺骗，开始写自传，态度就软化起来。案李秀成是在阴历六月二十日被解到曾国荃营。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在当天晚上曾国荃的机要幕僚赵烈文等去看他，李秀成就向敌人提出“天下遂无事耶”、“夷务不靖”、“散遣旧部”等问题进行试探。这就是后来自传上所提出的“招齐章程”以及“防鬼反为先”的原版；自传实在不过是这一天所说的话的放大罢了。而曾国藩却是在李秀成被解来五天之后才从安庆赶到的。所谓李秀成受曾国藩软化之说，并非事实。
大家都知道，要论断李秀成就必须根据他的时代和他一生全部的历史去考查，而不可能从一些片段的表现去作结论。不过，就算可以这样做吧，但是，经过我们逐一考查，所有李秀成投降论的论点，就没有一条有历史事实作根据的。
三 历史事实证明李秀成自传那些自污的话和向曾国藩提出招齐章程乃是一条苦肉缓兵计
甲 李秀成在什么条件和形势下行使这条计？
历史事实否定李秀成降敌的说法，也证明了李秀成向曾国藩提出“招齐章程”是一条苦肉缓兵计。
为什么叫李秀成这一条计策做苦肉缓兵计？因为李秀成先在自传里故意自污自辱，以示信于敌人，其目的是要使敌人暂缓进攻，使太平天国得有时间实行早已定下的踞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所以叫做苦肉缓兵计。
我们首先要讨论有何历史条件使李秀成用这条计？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每一次农民起义，都好似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封建统治者知道只用武力镇压是不行的，同时，要用招降去瓦解农民起义。这就是封建统治者对付农民战争的剿抚兼施的政策。
在农民起义方面，每当极度艰危的时候，起义农民也就常常利用伪降的策略去钻封建统治者的空子，在渡过难关之后，抓紧时机，又再度向封建统治者进攻。与曾国藩同样凶狠的反革命巨头胡林翼曾经再三论过招降的事，他说：“讨‘贼’之策，不可全恃招降，兵强则降，‘贼’至又降‘贼’。”又说：“招降之手段，惟汉光武、唐太宗之时之将帅能之，下至宋世宗汝霖辈已不免竭蹶矣。”他还加以解释说：“招降之事，才大力量大，乃可行之，如汉光武之时，唐太宗之力，则指挥自如，群雄听命于上，则群奸自敛手于下，下此则宗汝霖之留守汴京，偶一行之，然已万分吃力。”这就是说，封建统治者必须掌握绝对的优势才能招降，中国历史上只有汉光武、唐太宗曾用招降瓦解过农民起义，此外无不反为农民起义军所利用。所以李鸿章有“受降如降敌”的说法，胡林翼也有“招降之祸，必有奇变”的话，他又论胜保“一意招降，此非‘贼’降，乃降于‘贼’耳。”但是，封建统治者虽明知如此，却仍被迫不得不招降。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不少的农民起义军在穷蹙［ｃǜ促］的时候，利用伪降以取得重振旗鼓的机会。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便经过两次伪降，在招抚的幌子掩护下，渡过了难关，最后终归倾覆了明皇朝。
太平天国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农民战争。封建统治者也同样用剿抚兼施的政策来对付太平天国。清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正当清军向天京、江苏、浙江发动全面进攻的时候，清廷颁布招抚的谕旨，命令江、浙各督抚将谕旨刊刻，各路张贴，企图剿抚兼施，双管齐下去瓦解太平天国。而在这一年二月，曾国藩就已经说了用招降瓦解太平天国的梦呓。到清廷颁布招抚谕旨后，他又在这年八月，从安庆派人带了一封招降书到苏州去要招降李秀成。
李秀成就是处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这种条件之下，所以才会有用“招齐章程”的计策去哄骗曾国藩。
使李秀成用这条苦肉缓兵计，有历史条件，也有当前的形势。当天京失陷时，太平天国大军由扶王陈德才统帅的驻在湖北麻城，由侍王李世贤统帅的入江西就粮，在广德、湖州两地还由堵王黄文金统帅一支精兵扼守，以保卫苏、浙、皖、赣四省的交通。天京守军不过一万多人，牺牲的不多。所以天京失陷，太平天国的兵力是没有什么损失的。李秀成所问敌人那一句“天下遂无事耶”的话，正反映出了他的心中有数。而从为着去打动曾国藩而举出的“捻匪作乱”一事看来，知道他对当时捻党斗争的新形势也有着清楚的了解。
另一方面，从反革命方面的兵力看，李秀成多年以来，就藐视曾国藩的湘军“全不能战”。李秀成对新起的李鸿章淮军也同样藐视，他指出苏州等地的失陷，“非算李鸿章本事”。而早在天京陷落前一两年，湘军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情况，高级军官克扣军饷，下级军官和士兵普遍组织哥老会与高级军官对抗。在天京陷落前两个多月，湘军发生抢劫粮台的事，当时湘军内部已经不稳，曾国藩惶惶然感到恐惧。这种显著的情况，在注重间谍工作，情报灵通的太平天国，作为最高统帅的李秀成肯定是知道的。
总之，当前的形势对太平天国革命仍然是大有可为的。但是，当时天京失陷，不待说对分驻各省军队的震动却是极巨大的。摆在李秀成面前的问题，就是要稳定人心，和使各地军队集中起来，得到统一的指挥。要稳定人心，就首先要掩护幼天王。要使各地军队集中，就首先要掩护广德、湖州军队的安全撤入江西，进一步还要使敌人暂时停止攻击，然后长江两岸军队才得乘机迅速完成会师的任务。
李秀成这一条苦肉缓兵计，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当前的形势决定的。后来幼天王到达湖州，就决定即刻进行去江西、出湖北、会师取西北的军事行动，实行半年前李秀成要行的大计。这又可见李秀成这一条苦肉缓兵计，乃是从实际出发，并没有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