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惠萍：曾国藩删改《李秀成自述》真相

　　1864年7月23日，天京陷落，李秀成护幼主突围出走时被俘。 28日，曾国藩自安庆到金陵，令李秀成书写供词。在其后的9天中，李秀成于狱中写出了5万余字的“供状”，即《李秀成自述》。文中叙述了天平天国起义始末，总结出“天朝十误”和“防鬼反为先”的经验教训。同时由于他对曾国藩抱有幻想，还提出所谓“招降十要”，为后人所讥评。8月7日，他写完供词，即在南京被杀害，年仅41岁。

　　李秀成牺牲后，曾国藩把他写的自述经过删改并撕毁一部分之后，命人另做两份，名为《李秀成亲供》，一送清廷军机处，一送安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命其刊刻成书，即世间所传“九如堂本”，共两万七千余字。清廷见到《李秀成自述》后，知是删节本，即谕曾国藩将原本详细抄录呈上。曾接谕旨后，命人把李秀成自述的最后部分“招降十要”和“天朝十误”以及“防鬼反为先”即首先要反对洋人侵略中华等内容补抄寄送清廷。至今，这一份《补抄李秀成亲供》材料，仍保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而曾国藩改毁后的李秀成手迹则一直收藏在曾氏后人的手中，密不外露。1963年曾国藩之曾孙曾约农在台湾世界书局把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公布于世，题为《李秀成亲供手迹》，内容较刻本多9千多字，计74页，叁万叁千叁百余字，全书没有结尾，到74页后阙如。

　　著名的已故太平天国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前后经历近50年时间，皓首穷经，对《李秀成自述》作了全面的考释、译注。他指出：曾国藩主要在4个地方盗改了李秀成自述原稿，即第一是洪秀全死因一事。李秀成手迹记载：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4月21日亡。洪秀全是病死的，但曾国藩为了报功，于清同治3年（1864年）6月22日上奏清廷时却说，洪秀全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到7月初7日，杀了李秀成后，他上奏清廷又捏造宫婢黄氏说洪秀全“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并把《李秀成自述》中这样一段话改为：“因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5月27日服毒而亡。”第二件是李秀成被俘一事。李秀成当时只身一人逃难到天京城东南的荒山上，他随身带有许多珍珠宝物，结果被砍柴的村民认出，因村民之间分配珠宝发生争执，李秀成掩藏不住，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但曾国藩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第叁是李秀成保卫幼天王从缺口冲出天京的时间问题。李秀成的原话是：是日将夜，寻思无计……不得已，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19时至20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氏兄弟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主要带兵大员的责任。第四是删改天朝十误第十误。《李秀成自述》原作：十、误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曾国藩第一次看《李秀成自述》时，曾用朱笔圈去。到后来清廷命他详细抄录补送时，他便把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掩盖了曾国藩久攻天京不下的无能，而且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都由于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而轻轻抹刹了，同时，把功劳都揽在自己和曾国荃身上。两相对照，曾国藩删改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目的自是昭然若揭。

　　那曾国藩为什么要撕毁原稿第74页以后的内容呢？答案更只有一个了，那就是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李秀成深知曾国藩与清廷之间的矛盾，而劝其在手握重兵之时取而代之。这在曾国藩后人所讲述的曾家口碑中表述的一清二楚，即“李秀成劝文正公（曾国藩）当皇帝，文正公不敢”。由此联系到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及其心腹幕僚们为什么不肯把李秀成献俘进京，不候圣旨即在南京杀害，均有杀人灭口，以防李秀成说出种种不利于曾氏兄弟的话语。

英雄变奏曲(2)

　　陈玉成和李秀成是儿时的亲密伙伴，李秀成在《自述》中说：“陈玉成在家，与其至好，上下屋之不远，旧日深交，来在天朝，更宜深友。”在放牛做工中，陈玉成与新旺村的李以文(李秀成)、古制村的陈海平(陆顺德)，从小成了同乡至好。这几个小伙伴参加太平天国之后，卓然不群，先后建功封王。民国初年，藤县县城建有一“四王亭”，纪念太平天国后期的大将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陆顺德，大黎群众中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方圆几里地，出了四个王。”

　　如果按照李秀成所说，他与陈玉成是“旧日深交”，参加太平天国后，两人又同是太平天国后期屈指可数的猛将，“更宜深友”，两个人似乎是亲密无间的战友，但是，当陈玉成在安庆陷入危亡之地时，李秀成为什么袖手旁观，城门观火呢?

　　对于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有人说，李秀成对陈玉成封王心怀嫉妒和不满，加以部下互相多有摩擦，因此，两人心存芥蒂，故而，李秀成见死不救，这种说法，恐与事实有出入。陈玉成虽然比李秀成年轻，但名望、贡献和地位都在李秀成之上。第二次奇袭武昌，陈玉成崭露头角，救镇江之围，叁河战役又使他威名大震，因此，早在天京事变之前，陈玉成就已功成名就。《贼情汇纂》成书于１８５５年，该书为陈玉成单辟一章，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陈玉成的事迹，并在传后用“玉成舍死苦战，攻城陷阵，矫捷先登，贼中之最为可恨者”作结，而对李秀成并没有单独立传，只在一大群名单中用了二十个字介绍李秀成。天京事变后，陈玉成、李秀成都被查选出来“助国”，但陈玉成的官职也一直在李秀成之上，陈玉成任正掌率、前军主将，李秀成任副掌率、后军主将。叁河战役具有重要意义，它使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之后的颓势中发生转折，这一战主要是由陈玉成亲自组织和指挥的，洪秀全论功行赏，封陈玉成为英王，当无可厚非。半年之后，李秀成通过了洪秀全的“忠诚检验”，被封为“忠王”。李秀成对洪秀全“无功受爵”，心怀不满，但对陈玉成封王并无异议，坦言“英王名显，我名未成，”自认不如。

　　安庆失守后，李秀成满怀同情地谈起陈玉成的困境：“那时英王在外，见省失守，扯兵由石牌而上，黄、宿之兵，尽退上野鸡河，欲上德安、襄阳一带招兵，不意将兵不肯前去。那时，兵不由将，连夜各扯队由六安而下庐州，英王见势不得已，亦是随回，转到庐城，尔言吾语，各又一心，英王见势如此，主又严责，革其职权，心烦意乱，愿老于庐城，故未他去，坐守庐城，愚忠于国。”纵使陈玉成与李秀成难免在调兵遣将、协同作战中，有过分歧和争论，但李秀成的字里行间仍然透露着对陈玉成的理解与同情。

　　作为两名军事统帅，在枞阳会议之后，陈玉成与李秀成通力合作，互相配合，互相支援，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浦口大战等一系列战略性胜利，结束了天京事变后，诸将分散，各自为战的分裂状态。茅家琦先生编的《太平天国通史》说：“在这个过程中，李秀成多谋善断的战略指挥才干得到充分发挥与提高，陈玉成勇猛顽强，擅长组织会战的卓越战役指挥才干，则在多次战斗中得以体现，积累了更加丰富的战术经验，陈、李配合默契，杰出的战略与战役指挥才具彼此结合，相得益彰……联系１８５７年枞阳会议后的皖北突破，我们不难看出，李秀成是主要决策者，陈玉成则是主要实施者，陈、李联合是太平天国全军大团结的实力基础，给势渐衰微的太平军注入新的活力。”我们暂且不论“决策者”与“实施者”的区分是否符合事实，在此，茅先生看到了陈、李联合对太平天国的重要意义。王戍笙等先生着的《太平天国运动史》也认为：“陈、李两人是太平军后期两个主要大将，他们分别指挥太平军两大主力，两支大军如果亲密合作，协同作战，就能发挥巨大的威力，就多有几分把握取得胜利。”

　　陈玉成深深地了解这一点，也十分珍视两人的合作。每当李秀成要求支援，他总是排除一切困难，迅速赴援。１８５７年，李秀成在桐城被清军所困，派人向陈玉成求援，陈玉成立即挥兵前来，击败了清军。李秀成在《自述》中说：“那时在桐城，命便持文前往宁国，求救于陈玉成。当即准请，当即来解桐城之围，移军来救桐城之困。”李秀成对此心存感激，于是才有了那一番“旧日深交”，“更宜深友”的感情抒发。

　　安庆会议后，陈玉成转战鄂、豫、皖，与此同时，清军在江南、江北加紧了对天京的围困，李秀成独立难支，又一次向陈玉成求援，陈玉成毫无例外地又一次伸出了援救之手，留叶芸来驻守安庆，自己亲自率领数万人兼程南下，远道驰援天京，与李秀成合力攻破江南大营。后来，当洪仁□和李秀成主张先下苏州，陈玉成就放弃了救援安徽的意见，协同李秀成进军苏州。

　　１８６０年６月，李秀成攻占苏州后，两人在苏州共商进军策略，决定陈玉成率兵赴浙江，李秀成以松江为据点“伺机进取”。９月底，陈玉成又一次来到苏州。当时，李秀成刚从上海前线归来，他鸣放“九声震耳欲聋的礼炮”，伴随着锣鼓的音乐，以隆重的礼仪，在金碧辉煌的忠王府接待了风尘仆仆的战友，但是，长期驰骋在大江南北，冲锋陷阵于枪林弹雨之中，朝夕牵挂长江上游安危的陈玉成，无心领受战友的盛情款待，无心欣赏苏州的天堂美景，只作了短暂停留，就策马启程了，因为，清军已在密集兵力，逼围安庆。陈玉成在心中暗暗盘算如何对付狡猾凶悍的敌人，但他不知道，他的战友已另有心事。

　　东征苏、常，开辟了富庶的苏南大地，李秀成取得了自己的地盘，扩展了实力，羽翼日渐丰满，结束了依附陈玉成的地位，态度就陡然一变。第二次西征的战略方案制订之后，洪仁□、陈玉成在天王支持下，力主大举经略上游，击败进犯安庆的湘军，李秀成则想挥师浙江，扩大地盘，为兄弟李世贤寻找“势力范围”。因此，李氏兄弟对此次西征态度漠然，也就在这时，陈玉成和李秀成之间出现了裂痕。为了消除这两个高级将领的误会与矛盾，洪仁□亲自前往苏州，“调停忠、英二酋之误会”，他以公正的口吻称赞道：“我军在疆场上有两个好首领，即英、忠二王是也。”

　　迫于情势，李秀成违心地同意实行合攻武汉以解安庆之围的战略部署，但他阳奉阴违，行动消极迟缓，贻误了会攻战机，结果，陈玉成孤军西征，终因兵力不足，加之外国侵略者的阻挠，未能拿下武汉。陈玉成旋即回救安庆，以解燃眉之急，却无奈湘军已实施了一年之久的包围攻势，屡屡受挫。洪仁□传檄诸王救援安庆，而李氏兄弟却远离安庆战场，在江西腹地忙于招兵买马，发展势力。这样，得不到李秀成支援的陈玉成连连受挫，安庆失守，皖北沦丧，陈玉成的败亡，接踵而来，最严重的是这直接导致了天京沦陷，天国覆灭。

　　李秀成不救安庆，并不是因为他和陈玉成是冤家宿敌，两人有不解之恨；更不是因为陈玉成不仁不义，对他没有恩德，而是李秀成脑袋中根深蒂固的狭隘的小农意识在作怪。

　　战局的发展给李秀成的狭隘作了最好的回答，安庆失守，天京失去藩屏；陈玉成牺牲，天国大厦将倾，李秀成孤柱难支，两年之后，他自己也被俘遇害。

吴惠萍：曾国藩删改《李秀成自述》真相

　　1864年7月23日，天京陷落，李秀成护幼主突围出走时被俘。 28日，曾国藩自安庆到金陵，令李秀成书写供词。在其后的9天中，李秀成于狱中写出了5万余字的“供状”，即《李秀成自述》。文中叙述了天平天国起义始末，总结出“天朝十误”和“防鬼反为先”的经验教训。同时由于他对曾国藩抱有幻想，还提出所谓“招降十要”，为后人所讥评。8月7日，他写完供词，即在南京被杀害，年仅41岁。

　　李秀成牺牲后，曾国藩把他写的自述经过删改并撕毁一部分之后，命人另做两份，名为《李秀成亲供》，一送清廷军机处，一送安庆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命其刊刻成书，即世间所传“九如堂本”，共两万七千余字。清廷见到《李秀成自述》后，知是删节本，即谕曾国藩将原本详细抄录呈上。曾接谕旨后，命人把李秀成自述的最后部分“招降十要”和“天朝十误”以及“防鬼反为先”即首先要反对洋人侵略中华等内容补抄寄送清廷。至今，这一份《补抄李秀成亲供》材料，仍保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而曾国藩改毁后的李秀成手迹则一直收藏在曾氏后人的手中，密不外露。1963年曾国藩之曾孙曾约农在台湾世界书局把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公布于世，题为《李秀成亲供手迹》，内容较刻本多9千多字，计74页，叁万叁千叁百余字，全书没有结尾，到74页后阙如。

　　著名的已故太平天国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前后经历近50年时间，皓首穷经，对《李秀成自述》作了全面的考释、译注。他指出：曾国藩主要在4个地方盗改了李秀成自述原稿，即第一是洪秀全死因一事。李秀成手迹记载：天王斯时已病甚重，此人之病，不食药方，任病任好，不好亦不服药也，是以4月21日亡。洪秀全是病死的，但曾国藩为了报功，于清同治3年（1864年）6月22日上奏清廷时却说，洪秀全在“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到7月初7日，杀了李秀成后，他上奏清廷又捏造宫婢黄氏说洪秀全“因官军攻急，服毒身死”。并把《李秀成自述》中这样一段话改为：“因九帅之兵，处处地道近城，天王斯时焦虑，日日烦躁，即以5月27日服毒而亡。”第二件是李秀成被俘一事。李秀成当时只身一人逃难到天京城东南的荒山上，他随身带有许多珍珠宝物，结果被砍柴的村民认出，因村民之间分配珠宝发生争执，李秀成掩藏不住，被两个奸民捉获，解送清营。但曾国藩在原稿上，用朱笔把“是以被两个奸民”七字勾去，“获拿”两字倒调，改为“遂被曾帅官兵拿获”。到抄送清廷及付印时，又改为“遂被曾帅追兵拿获”。第叁是李秀成保卫幼天王从缺口冲出天京的时间问题。李秀成的原话是：是日将夜，寻思无计……不得已，初更之后，舍死领头冲锋，由九帅放倒城墙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来。而曾国藩用墨笔把“初”字改为“四”字，把“初更”改为“四更”。初更是傍晚19时至20时之间，天刚黑，就被太平军冲出，曾氏兄弟是要受处分的，而改到四更（第二天一时）就减轻了主要带兵大员的责任。第四是删改天朝十误第十误。《李秀成自述》原作：十、误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而性命无涯。曾国藩第一次看《李秀成自述》时，曾用朱笔圈去。到后来清廷命他详细抄录补送时，他便把这一条改为：十、误不应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样一改，不但掩盖了曾国藩久攻天京不下的无能，而且把李鸿章攻陷江苏和左宗棠攻陷浙江，都由于太平军把江、浙的军队调回保卫天京而轻轻抹刹了，同时，把功劳都揽在自己和曾国荃身上。两相对照，曾国藩删改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目的自是昭然若揭。

　　那曾国藩为什么要撕毁原稿第74页以后的内容呢？答案更只有一个了，那就是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李秀成深知曾国藩与清廷之间的矛盾，而劝其在手握重兵之时取而代之。这在曾国藩后人所讲述的曾家口碑中表述的一清二楚，即“李秀成劝文正公（曾国藩）当皇帝，文正公不敢”。由此联系到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及其心腹幕僚们为什么不肯把李秀成献俘进京，不候圣旨即在南京杀害，均有杀人灭口，以防李秀成说出种种不利于曾氏兄弟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