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秀成及其《自述》

Taiping Rebel: The Deposition of Li Hsiu-ch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英]柯文南C．A．Curwen

　　我在1962年开始正式地研究李秀成《自述》。首先翻成英文，又考证所述的历史实事，并对这篇重要的历史材料的笔者加以评价。我这研究工作虽然在1968年完成，到1977年才修改出版。现在想借这个机会介绍一下自己对于评价李秀成及其《自述》的意见，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正。

　　我所翻译和研究的版本是1962年台北世界书局出版的《李秀成亲供手迹》，即原稿的影印本，与吕集义先生的《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大致相同，但吕先生抄写曾家给他看的原稿(可能不是全部)比《亲供手迹》少两千八百字左右。《亲供手迹》是用两色影印的，可以清楚地看出曾国藩所删除和偷改的词句。

　　这本《亲供手迹》到手以前，我一直认为李秀成在生前最后几天的经历总有什么解不开的迷题：就是说，根据当前所有的历史资料，关于李秀成的思想、行动及立场总有些不能了解的问题：因此在自述原稿尚未公开揭露之前，对于李秀成的历史估价就不能下结论。我想在中国也曾有不少人，因为不愿意承认─位极出名的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会对敌人有如此不顽强的态度，就怀疑曾国藩把《自述》某些“革命”的部分删去。我当时的看法基本上是这样。阅读《亲供手迹》之后，我首先感到的确“忠王不忠”。后来，经过进一步考虑分析，我认为这个结论太简单化而不够客观。

　　《李秀成自述》是太平天国最重要的内部历史资料之一，这当然不是说它很完满地反映和结论太平天国的一切。在我看来《自述》最大的价值：─是它反映李秀成一人当时对于太平天国的看法，二是反映李秀成个人的思想及立场。而且，既然李秀成是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的领袖之一，他的思想与立场必然在某些程度上反映太平天国的性质、后期的变化及历史意义。

　　在这里不准备谈李秀成的活动及其功过，只要从《自述》中看他被俘后的思想与行动。我在考虑这些问题时总有另一个问题在脑里，即“李秀成既然如此，对于整个太平天国运动说明什么？”在我说来这仅仅是问题而已，还没有得出完满的解答。对于任何历史资料应当首先考查它的来源、产生的情况等等。《自述》当然不是李秀成在一生的黄昏年月安安静静地写的“回忆录”，而是在天京失守、天王病死、自己被俘时、在敌人的木笼中，为敌人的眼光而写的。在这样情况下，李秀成比较强调太平天国的缺点及失败的因素，而较少“歌颂革命”是很自然的。如果他写《自述》是因为对敌人有所要求（这问题下边再谈），那么不“歌颂革命”也不足怪。况且《自述》所述多半是1856年领导集团内讧后的历史，即李秀成掌握兵权的时期。而这一段显然是太平天国运动衰落的时期。所以《自述》基本的语调是丧气的，因而有人说李秀成以消极悲观的态度污蔑太平天国革命。但是，如果承认太平天国、尤其在领导集团发生内讧后有严重的内部问题，就不应该把李秀成这些话认为仅是一个人的“悲痛丧气”的哀悼而不加以考虑及讨论。

　　李秀成为什么写《自述》？我对这个问题有下列的设想：

　　(一)是因为清官叫他写。“录贼供”当然是清官“法庭”的一般手续，而且我们知道庞际云等审问官因听不懂忠王的广西口音让他手书几句答语(“忠酋口操土音，语不可解，际云令其自书”)。

　　(二)更重要的原因是李秀成显然想把太平天国“真情”录下：“今国破被擒，实直一心，将国来历一一用心，从头至尾，起止反复，得失误国情由”；又写道：“我主势已如斯，不得不写呈……我主欲立朝之来历，坏国根源素(诉)清，万不隐避，件件裁清”。

　　我们当然不知道李秀成写《自述》时清官是否对他所写有什么吩咐或干涉：比如说，他们是否要他着重军事方面?从其他供词和自述的内容来看，清方的审问官员主要是要得到军事方面的详情：黄生才及陈玉成的供词完全谈军事。但是我认为李秀成《自述》的内容主要应该是他自己决定的。那么他为什么要写？是不是因为他有一种“历史观念”，认为他在前十四年的活动中在历史舞台上演出过一个值得未来注意的角色呢？他着重谈自己的活动好象证明他的确是这样想。

　　但《自述》作为“歌颂革命”的文件实在很淡薄；并没有说明为什么成千成万的穷苦人民愿意参加及支持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替他们诉苦，也没有表达他们的渴望。《自述》里只有两个地方谈到这方面：一是“广西贼盗四起，扰乱城镇，各居户多有团练。团练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分别……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又说到他自己村庄参加的人“家寒无食，故而从他也”。

　　现存的供词，包括干王自述在内，很少或完全不提太平天国运动的基本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这是因为有供词存在的太平天国领导人员根本不象现代历史学家要从社会背景等下手研究参加革命的动机而仅仅有“打江山”的立场吗？或者是因为审问官和录供的人故意把这样的材料删掉或干脆不记录下来吗？李秀成《自述》里，除上述以外，没有这样的材料，所以没有删除的必要。

　　实际上，李秀成很小心地避免得罪曾家兄弟及清朝皇帝，并写道“恐有违忌字样亦烦改除”。为了不得罪清官也不用“妖”字；但他经常把“上帝”二字抬格，“天王”、“天命”、“主”等字在《自述》的前半经常抬格，后半较少；但“老中堂”的“老”字、“中丞”的“中”字几乎一律抬格。李秀成在几处强调自己“迷迷蒙蒙而来”及“骑在虎背不得下”之类的话，表示浓厚的宿命思想，但他并没有完全否定太平天国运动。从《自述》一般的精神及许多具体的词句来看，他的确是想为太平天国的正义事业来辩护：洪秀全等是“立朝”而不是“造反”、“我天朝之人”并不称“贼”，“自我天王起义至今两面交锋，各在一朝” 。

　　(叁)写《自述》另一个目的是为自己辩护：一方面强调自己被动参加：“自劲(幼)在家为穷民，而图日食，并不知天王图国之为来者，数万之众愿随。独非我一人愚蒙”。在某些方面，这种被动的思想与他的革命活动及其速升为高级领导的实事是互相矛盾的。另一方面，他强调自己屡次劝洪秀全择贤修政等，这等于暗示说“如果天王肯听我的话就不会亡国”。同时他对于自己以本位主义式的活动对太平天国的团结所起的破坏作用却一句不提。

　　(四)另一个目的是比较引起争论的：就是为“乞活”而写的可能性。据我知道李秀成在被俘后从来没有直接地“乞命”，只曾在《自述》中劝“老中堂……奉请……肯赦此(两)粤之人，甚为美甚”。

　　“乞活”说首先是根据赵烈文日记，见了李秀成之后所记“言次有乞活之意”。曾国藩在安庆出版的《李秀成供》刻本批记中也写道李秀成“宛转求生”。李秀成和曾国藩谈话时是否曾要求“赦命”，我们当然无法知道；但在我看来曾国藩的话不见得可靠。因为他很可能认为“李酋”“宛转求生”正是清廷所欢喜的消息。赵烈文的话也不能完全相信。因为据《能静居士日记》，赵问：“汝今计安出？曰：死耳。顾至江右者皆旧部，得以尺书遣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此语看不出什么乞活之意。

　　但比较有力的证据是：(一)《自述》中说“先忠于秦亦丈夫信义，楚肯容人，亦而死报”(但其含意不能说完全不模糊)；(二)李秀成所提出的“招降十要”只有他自己生存才能实行，而且，如果成功亦有“以功赦命”的可能性，而李秀成可能象韦志俊“得回家之乐”。但李秀成当然知道韦志俊“得回家之乐”是因为他用兵力帮助敌人镇压革命，而没有理由说李秀成愿意如此做。何况曾国藩并不是象“胜小孩儿”那样无用，他知道招降“贼目”的危险性，尤其招降李秀成那样威风的人。

　　再者，太平天国几乎完全被镇压下去，再没有招降“贼目”的必要，尤其是已被俘的“贼目”。我想李秀成一定知道“赦命”的可能性的确不大。另外，我们可以从英国政府翻译官阿拉巴斯德纪录访问李秀成在监狱里的情况，看出他当时的情绪：“我不愿打扰他便静静地进去，但某人招呼他，他就转头，遂站起来，用我的姓名向我祝贺。这时我不得不说几句，故只问他是否对我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他唯一的希望于天。说此话好象几乎以快乐的声调，使我无意之中同情他。”（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412,1864）

　　李秀成对赵烈文的“死耳”和对曾国荃野蛮行为的态度，都表明他对自己的生存并没有什么幻想。在《自述》末段也写道“死而足愿、欢乐归阴”，而根据赵烈文记载他在刑场“复作绝命词十句……遂就诛”。当然，这些记载不能做铁的证明，但我总认为，忠王在世最后几天所写并不是以“乞命”为动机。

　　(四)《自述》中“招降十要”是批评李秀成最严重的一点。虽然李秀成与赵烈文谈话中曾提至这个问题，在《自述》中只是在中部(即第35页前，共有74页)才提出。因此我认为提出招降的计画并不是拿笔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