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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大诈骗 第八章 短兵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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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银行压力极大。有些银行就把资金投放到期货市场、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投机赚钱，不仅造成金融秩序混乱，而且风险很大。一些企业从银行借不到钱，各种金融机构和非法集资活动乘机大行其道，更加剧了金融秩序混乱。
处于这种大环境，能保持头脑清醒者固然大有人在，但糊里糊涂跟着感觉走的人也不在少数。
可以想像，当初的召荣金、许国治是何等地牛啊！何等地意满志得啊！所以签发信用证，许国治才会不耐烦地说苏红柳：你那名字是个没有用的符号。言外之意：叫你签你就签得了，哪那么多废话！
梅方成的身份也挺唬人的，什么集团公司总裁，什么财团代理人等。
梅方成是美籍华人，出于爱国之心帮助引资，是可敬的：梅方成在引资过程中，自己亦有利可图，是可信的。
梅方成拿走信用证，同时另有银行出具反担保，没有风险。
中介人是老干部，让人放心。
请教金融界的元老，元老说可行。
请示地委、行署，领导支持。
似乎万事俱备了，再不干岂不成了傻子？
从上述因素考虑，召、许二人的盲目也可以理解。可是，湖南没干，三亚没干，重庆没干，梅方成、卓吾明、余金星在全国跑了好多地方，人家没干，偏偏你衡水农行上了套儿，难道你俩不是傻子么！
此案件中，有些老干部客串加盟，难道他们真的就那么缺钱吗？当然，谁也不怕钱咬手，但他们的出发点，可能还是在于寻求自身价值，把钱作为衡量其价值的尺度。
老干部纷纷下海，为公司当顾问。他们所顾问的往往不是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那么，公司为什么还要聘他们？应该说，公司看中的不是他们的业务能力，而是关系。
商人为获取经济利益而利用老干部的关系，老干部发挥余热而使用关系，双方都不为过。毛病出在社会，“关系”在经济领域里能大行其道，说明机制尚不完备，市场经济法则有待完美。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当一阵狂潮席卷而来的时候，清醒者往往比糊涂者（哪怕装糊涂）下场更惨；坚守良知的人走上不归路，而善于谋略者能独善其身。“大跃进”一来，虚报浮夸者升迁，实话实说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阶级斗争为纲”，告密的受器重（起码是利用），反之则视为“立场不坚定”；为了“达标”，弄虚作假可以现得利，万一事发（当时人们头脑发热，很难事发），不过批评教育，而不“达标”的轻则影响升迁，重则难各乌纱帽。运动一来，只要你紧跟，错了也可宽容，那是革命的积极性，需要保护；你要是不跟，事情做得不到火候，你可得吃不了兜着走；倘若你扭着脖子使犟筋，对不起，后来的历史证明你对了，还可以从别处找你的欠茬儿，体想翻身。如此便教育了人们：宁左勿右，宁过之切勿不及。
在引资开发热升温之际，银行汇报，他们能“引资”，行署啥态度？说不支持，那是不现实的，哪有银行找来钱领导不支持的道理；说我不管，你银行看着办，也不成，现行体制规定让你管，而你不管，推卸责任，要你干吗！叮嘱银行三思而行，慎之又慎，也不成，犹豫不决是犯忌的事——多年受的教育和目睹的现实，谁愿做“小脚女人”呢，谁愿做历史前进的“促退派”呢，谁愿做革命路上的“绊脚石”？说支持，今后出了问题又要担责任。
召荣金为什么不请示银行系统领导，而是热衷于请示地方官员，确实耐 人寻味。他“组织”观念厚，而“业务”观念薄，用半个外行请示整个外行，无非是整个外行与其前程系之。
在此案中，衡水地委、行署（特别是不再强化党政合一之后的行署）充当了进退两难的角色。之所以充当这一角色，因为他们心里没底，是外行。湖南那位王行长就敢说“不”，因他是内行。
虽然衡水行署充当了进退两难角色，他们却未扮演这角色。4月初，农行衡水中心支行向行署写出“关于与亚联、中水集团联系引资的请示 ”，孙副专员签字同意。请示日期在4月，孙副专员应召荣金要求，将签发日期提前为1月13日，3个月之差，担心不给盖章，孙副专员亲自带着召荣金去保密室加盖行署公章。不难看出，孙副专员城府不深，有一副热心肠，取于负责任，是个难得的好干部。遗憾的是，他对金融方面知识欠缺，却又分管此项工作，不能不管。
外行管内行是可怕的，被管者可怕（召荣金等坐了监），管者可怕（专员们险些搭进去），国家更可怕（最终的损失由国家担着）。个人能力总是受局限的，人一旦成了“万能”的领导者，是令人担忧的。
除此之外，我们从案件所涉及的个体中——召荣金、许国治、苏红柳、金兰、郁洁、卓吾明、荣兆强等——能否感悟到人该如何把握自己的生命之舟？
注：此文在《报告文学》2001年第10、11、12期和《深圳特区报》同时连载，被编入电视剧《燕赵刑警》。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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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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