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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制度的最高权力不受监督，没有经久不息的挑战，丧失了不断改进自己的内在动力。决定统治者个人品格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和制度。没有强大的外在压力，很难改变专制统治者通常具有的不愿打破陈规、不求上进的惰性。对慈禧说来是每10年一次的外来战争，惹下八国联军入侵这样的弥天大祸，才走上推行新政的道路。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人为摆脱传统文化体系带来的愚昧所付出的代价。
教主与维新领袖的内在矛盾
统治者的愚昧是可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一定失败。瓜分危机惊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西方了解的增加又提供了越来越清晰的参照系。机遇化为泡影不能简单归咎于客观，康有为等改革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康有为及其友人写下非常辉煌的一页。他们的历史功绩主要是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在四年中，这群来自民间的士人和中下层官僚组织学会、办报、办学、出书、演讲、上奏章……终于汇合成为震动朝野的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除了历史条件为这次中华民族的觉醒提供了客观基础外，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的献身精神和他们宣扬的思想的震撼力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动力。这个思想震撼力来自何方？他的学生梁启超认为是其师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三部书是当时“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78页，岳麓书社1985年。）但当时《大同书》尚未出版，其余二书则颇具争议性。真正的震撼来自他们宣扬的西方先进思想。康有为的四次上书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加上他的《日本书目志》以及梁启超《变法通议》等著作，《时务报》、《知新报》等与严复等人办的《国闻报》南北呼应，维新思潮形成席卷沿海波及内地之势。
与此同时，他特地为光绪皇帝编写了《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法国变政考》等书；用多位大臣名义上送了许多奏章，成为维新变法一系列“上谕”的直接渊源。
这些论著不失为一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总结。不少观点和主张并非康氏首倡，但他集纳成系统，反复呼号，职是广为人知。一个维新领袖由是矗立于历史舞台。
但在戊戌时期还有另一个康有为。这个康有为冀图创立自己的中国式的思想体系，把孔学推到国教的位置上，而自己则成为创立新孔教的马丁·路德。戊戌年春出版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再版的《新学伪经考》(1891年初版)就是这一活动的代表作。
从梁启超到当代学者都对这些著作赞声不绝。笔者却宁可赞同一些学者的否定意见，确信其负面价值是主要的。
从学术层面看，这些著作牵强附会，可信程度很低。1889年后，受到廖平思想的影响，康氏改宗公羊学，这种学术思想的转向是可以理解的。在清代，公羊学的复兴是儒学内部的一个重要动态，当时的士人亦以平常心看待这一学术歧见，并未视为洪水猛兽。可是，康氏没有以学人应有的严肃态度去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认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独得孔子大道的真传，“然则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而非董子之为之也。”（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康有为全集》(二)，6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宣布一部书是孔子口说的记录，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证据何在？康氏似乎认为没有认真论证的必要，仿佛是口含天宪的圣人，他说是就无不是。他的《孔子改制考》等书一再引用荒诞不经的纬书为证，以早已确认为伪书的今本《列子》为论据，对一个以反“伪经”的旗手自居的康氏说来，这又是极不严肃的。
也许有人会为之辩护，认为这些著作不能在学术上苛求，主要应从思想层面上去理解其在社会转型中的巨大意义。那么，是不是这些论著提出的观点体现着超前的眼光，人们虽为世俗所囿，一时无法接受，但从长远看却有震聋发愦的巨大作用呢？
这些著作确实是刻意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它无疑包含着为当时的变革及现代政治制度寻找依据的内容。如说:“惟《尧典》发民主义……辟四门以开议院……素王之巨制，莫过于此。”（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二，288页，中华书局1958年。）托古改制，企盼民主，溢于言表。但这些著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冀图建立一个以孔教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王国。
首先，康氏鼓吹要绝对服从孔子。他说:“无教者，谓之禽兽；无道者，谓之野人。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二)，6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也就是说，任何人不想做禽兽，就要追随孔子。“盖天不能言，使孔子代发之。”于是，人们对孔子只能“服从而已”。（同上，774页。）这个思想文化王国是不容许各家各派并存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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