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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从甲午战败至戊戌变法前的三年间，清帝国在学习西方，除旧布新方面确实迈出了切实的一步。着重发展私营工商业开始成为朝野共识。与欧战使列强无暇东顾才使中国资本主义乘机发展的流行多年的观点相反，1894-1913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3%的速度在增长。（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682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1897年，商营的中国通商银行经清政府批准成立，中国从此有了国人自办的现代银行。各地正在逐步设立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商务局。在文化教育领域，九十种报刊破土而出，并出现了举办新式学堂的热潮。1895、1896年，清政府批准盛宣怀先后在天津、上海创办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的大学。科举制度的改革日益成为大臣们议论的焦点之一，连以保守著称的荣禄也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文科举时文试帖之弊略同。”（《光绪朝东华录》，4015-4016页。）要求逐步废止原有武举考试，以新式的武备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取代。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同上，4044-4048页。）大体说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打算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除政治体制(如带国会雏形的开勤懋殿、准各级官员和百姓给朝廷上书)和政府机构改革等内容外，大都已着手进行。同甲午战争前连要不要修铁路都辩论十多年的状态比，朝廷明确地把学习西方作为国策，主流文化正在悄悄地起着非同小可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在慈禧卵翼下实现的。作为儿皇帝的光绪亲政不久，对“圣母皇太后”奉命唯谨，大事都及时请示报告，没有留下什么对抗的记录。在和战问题上两人态度一致，说甲午战争中有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之争的论断，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热衷于编造路线斗争史的又一案例。
有清一代施政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本世纪最初十年的新政。认真研究过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大都认为，戊戌维新的各项未能实现的改革大都已一一付诸实施，有些方面且已远远超过当年的预期，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两项:
一是稳妥地废除了科举，为现代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是开始系统地进行现代法制建设。《刑律》、《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都已编成，《刑律》且已颁布实行，加上《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实施，中世纪的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终于废弃，迈出了司法独立实行现代法制的第一步。这些法律包括已编好而尚未颁布的法律为辛亥革命后的政府长期沿用，影响极为深远。更引人注目的是，《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大清银行条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等商事单行法律的实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制保障。
这些新政是慈禧“垂帘听政”的成果。它意味着大清帝国古老的中世纪社会制度正在向现代社会蜕变。如果把慈禧生前已认可的预备立宪的有关措施包括在内，则困扰20世纪中国的最大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也在设立资政院、咨议局及有关的请愿活动中露出曙光。这有力地表明，如果措施得当，慈禧可以支持向西方学习，促进国家的现代化，把她说成是维新变法的天敌没有足够的根据。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慈禧。
这个慈禧在发动政变后虽然在“实事求是”的口号声中，仍然准许学习西方的“实学”——科学技术，批准把部分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在经济领域继续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甚至主动开放一些口岸，但是禁止言论自由，查封报纸；不准集会结社；不准一般官员和老百姓上书；不准改革科举考试办法，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发专制主义淫威。
也是这个慈禧居然支持用最愚昧的神术“扶清灭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围攻使馆，主动向列强宣战，把敢于非议其蠢行的五大臣立即斩首，闯下八国联军入侵，首都再次被占，赔付巨款，几乎亡国的大祸。
后面这个慈禧逆历史潮流而动，扼杀改革，杀戮志士。
两个慈禧都是真实的。老佛爷为何有副阴阳脸？这既有社会制度性的原因，又有个性因素。前者是决定性的，但必然与偶然交错，非常复杂。
慈禧不是孤立的个人，她是传统文化和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社会上层人士的代表。与稗官野史的描绘相反，她生长在一个富有的满族官僚家庭，养尊处优，入宫后也一帆风顺。（徐彻:《慈禧大传》，29页，辽沈书社1994年。）虽然少年时代没有受到足够的文化教育，执政初期出现过错别字连篇的笑话，但通过学习臣子为其编写的总结历代统治经验的《治平宝鉴》，学习书画，阅读小说、听说书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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