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传统文化已形成僵硬的体系和制度。知识内容固定化、信条化，自我更新机制非常薄弱，且缺乏与异文化平等交流的传统。而它又是士阶层荣辱沉浮的基本凭借，令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整个国家必然出现制度性的群体愚昧。在这样的文化制度下，了解和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通常是少数人的行为，且往往伴随着或大或小的风险。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甚至用义和团式的暴力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必然产物。

症结在制度，但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慈禧在她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没能扮演这样的角色，那就要从个人品格中去寻找答案了。

她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享受放在首位。为了享受不惜牺牲海防，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威，她也干了几件贻误国家的大事:一是挑选幼儿做皇帝，二是既违反清代不让女主垂帘的定制，又违反不准宗室参政的祖制，攫取最高权力，并把军机处的大权接连交给几位王爷，不管他们如何昏庸贪墨，只要忠诚恭顺就行。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策之争，毋宁说是她察觉了康氏有针对她个人的举兵夺权的计划。事关最后决定权，她无法冷静地区分少数人的轻举妄动和关乎国家盛衰的改革。她大权在握，本来非常容易一面采取措施让这几个狂妄书生安静下来，一面稳妥地继续推进已经来得过迟的改革。

她不是安份守己之辈，不然就不会两次发动政变夺权了。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

当臣下把意见比较一致，阻力不是很大的新措施呈请批准时，她会点头批准。从办同文馆、派幼童出国留学、建造船厂到清末新政都属这一类。于是，一个支持改革的慈禧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可是，就个人品格而言，她是不思进取的人物。她掌握最高权力近半个世纪，既没有主动提出重大的施政措施，也没有认真更新和补充自己的知识(在她那个位置上，有很多可供利用的渠道)。于是，她便不能不在历史上留下一连串因愚昧无知而贻误国家大事的记录。

从60年代开始，有识之士一再呼吁要修铁路，但在破坏风水等愚蠢的反对声中，慈禧不敢支持。直至1881年才修成长约7英里的用于运煤的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而且“虑朝议禁驶机车，乃声明以驴马拖载，始得邀准”。（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121页，中华书局1963年。）最初也确实是用马拖着车厢在轨道上跑，留下了世界铁路史上令中国人脸红的又一记录。

70年代初，一些大臣已发现，官办企业不在市场上求生存，是财政无法填满的无底洞，一再建议走西方的道路把这些企业交给私商去经营。这个建议如被接受，19世纪中国史可能随之改写，不幸却被束之高阁。

多年来不少有识之士都痛切地指斥过科举考试内容的陈腐和不切实用。明治维新前一年，丁日昌在应诏陈言中谈到士人“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建议把科举考试改为八科:“一曰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二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觇其学；四试帖括诗赋以觇其才；五询刑名钱稻以觇其长于吏治；六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七考算学格致以觇其通，问机器制造以尽其能；八试外国情事利弊、语言文学，以视其能否不致辱命。”（《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这个建议既照顾了科举考试的原有基础，又有适应时代要求的重大改进。一旦采纳，晚清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对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也会产生深远影响。慈禧对这个奏章却无动于衷。智慧之光一闪而过，愚昧的头脑没有留下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