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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混淆学术与政治，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去触犯主流社会的大忌，哗众取宠地鼓吹“托古改制”、“三世”说、“伪经”说，疏远了一大批有可能参与维新的大臣和士绅，引起革新派的冲突和分裂。（汪荣祖:《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年。）
再则致力于军事、政治投机，开创了近代中国的恶劣先例。
与一些人的指摘相反，康有为及其追随者也在积极组织武装斗争。通过谭嗣同、毕永年，他们与三合会结合，冀图运用这一民间秘密组织的武力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利用民间秘密组织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问题在于是不是以思想教育为基础，把这些民间会社作为组织下层民众的手段。如果缺少切实的思想教育，这些举动就不过是政治权谋。就现有史料看，康有为不过是打算利用他们作为拘禁慈禧的工具。
最足以体现康氏军事活动性质的是他们对待军事将领的态度。在改革迟滞不前之际，康有为等人不是冷静地分析全局，而是把阻力完全归结为慈禧一人。于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密谋付诸实施:勾结武将，兵围颐和园，捉拿慈禧。民间武装则作为辅助力量。拉拢的对象有三:淮军首领聂士成、甘军头子董福祥、新建陆军督练官袁世凯。要是说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与严复时相过从，有过同情和支持改革的表现的话，董福祥可是忠实的顽固派。拉拢的手段是许以高官和其他利益。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他们已把赌注压在军事投机上了。实施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谭嗣同与袁世凯谈判，袁氏虚与蛇委。慈禧接到密报，发动政变，悲剧结束。（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第83号；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一)、(四)，上海人民出版社。）
不能轻视康氏这些作为的影响。翻一翻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人们不难发现康有为等人的这些活动方式(包括他们后来组织的自立军和暗杀活动)一再为包括孙文、蒋介石等在内的后来者所仿效。不少“起义”靠的是绿林好汉或会党，而在“国民革命”旗号下的颇多活动(不是全部)不过是纵横捭阖的游戏。结局是一再高喊革命，一再“尚未成功”。
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且认同者越来越多。不过，我们还应进一步追问:这些历史现象背后蕴藏着什么？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不应忘怀的启示？
愚昧吞噬了生机
无论怎么说总不能抹煞一个基本事实:政变是慈禧发动的。那么，慈禧究竟是维新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历史作全景式的观察。
19、20世纪之交的清帝国接连发生了四件大事:甲午战败、戊戌维新、义和团、新政。这是密切相关的四件事，也可以说是一条因果链。
史家们已注意到，维新不是从戊戌开始的。（闾小波:《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上海《学术月刊》1993年第3期。）甲午战败，人们痛定思痛，纷纷提出何以自处的问题。应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在朝野上下迅速蔓延。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出自顺天府尹胡燏棻:“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顺天府尹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之道》，《光绪政要》卷21，16页。）这个奏章比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稍晚一些。但“公车上书”的各项主张在同时期好些大臣的奏章中也提出来了(如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更值得重视的是清政府对这种主张不以为忤，且发出“上谕”，把应兴应革各事归纳为16项，连同胡氏及张百熙、陈炽、康有为等人的七份奏章发给各大臣，要他们“悉心妥筹”、“实力讲求”。（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廿七日上谕，《光绪朝东华录》，3631页，中华书局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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