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若把这些力量统一在变法旗帜下，各用其所长，而不以惟我独尊之霸气示人，则结果可能是维新派内部比较一致，赞成支持变法的许多人不会匆匆离去甚至站到维新的对立面。

然而非常可惜的是，康有为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自然不会任用康有为领导变法，即使是光绪对他也是任用少而保留多。清朝最高决策集团中的李鸿章、翁同hé＠④对康有为的反感从前文叙述已不难看出。地方精英可以从张之洞的态度转变这一斑而得窥全豹。至于强学会同道们，可以从沈曾植和文廷式的态度略知一二。1898年6月4日，沈曾植遗文廷式书一封，“论时局，谓世事非变法不可为，而深忧变法之机将被康有为卤莽灭裂，中生变阻。廷式既览，以为数月以来情形，此函颇得其实。”（注:《文廷式文集》，第1504页，中华书局，1993年出版。）青年知识分子如孙宝暄、郑孝胥则和张之洞一样，虽然热望改革，却同样对康有为的“大言”、“病狂”表示了不同程度的不满（注:孙宝暄、郑孝胥不满康有为的态度见(23)注；又:郑孝胥主张变法，故光绪于变法开始不久就召见他赴京，和江标一起于9月9日被任为总理衙门章京。郑孝胥一路踌躇满志，慷慨高歌。如“江中闻鸡鸣，音响极抗烈。坐念祖豫州，要为天下杰。”“倚楼看雨有今日，坐忆宵来郁热时。待与官家区画了，秋风鲈脍是归期”。从其自期之高（自比祖逖、张翰）可见他对变法的信心。）。

康有为也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家。他从中国传统文化那里继承了王者之气，却没能从先哲或从西哲那里继承民主之气。当他欲求“速变”“全变”“大变”而四面树敌感到危机四逼时，他就选择了政变的手段。

康有为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成分——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责任感，“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仁人烈士气概，“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创造精神以及“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高贵人格。这是在他那个时代做一个政治现代化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品质，也是当今社会现代化领袖所必须具备的品质。然而，仅此远远不够。何况，即使这些品质，也含有逆现代潮流的许多地方。如“以天下为己任”包含有天下者，我的天下，“以天下为独任”的思想；“虽千万人，吾往矣”，包含有“天下皆醉我独醒”，“世人皆浊我独清”的独夫寡人思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包含有视众议为诺诺，视己论为谔谔（唯我正确貌）的救世主思想。而现代法理准则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注:陈岳等:《因特网平台上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互动》《国际政治》，2000年第12期第15-17页；谢邦宇、张劲草主编:《国际经济法原理*国际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世界图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33-37页。），国家是全体国民的国家（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章第二节。），社会是全社会人民的社会（注:李琮主编:《西欧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167-169页。）。任何国家、民族或个人都仅仅是全球化浪潮过程中的一个水滴，充其量也不过是一朵水花，而不可能是救世主。背离这一理念，违反这一准则，无论他个人才能多大，地位多高，都要受到重挫甚至是失败。康有为不例外，袁世凯不例外，汪精卫不例外，蒋介石不例外，英明如毛泽东者也不例外。这一现象，对现代化领袖的心性修养，对文化现代化的建设，其启迪意义还不够深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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