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门五哲之名，均见于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同一内容又见于《章太炎年谱长编》，其文曰:“梁卓如等昌言孔教，余（太炎，笔者注）甚非之，或言康有为长素，自谓长于素王，其弟子或称超回轶赐，狂悖滋甚”（注: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第38页，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

1893年，孙中山慕康长素之名，托友转信致结交之意。康有为回复说:“孙某如欲结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数年后，康梁王（照）徐（勤）等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避地东京，孙中山也正在东京，遂三番五次约见康有为，康有为均避而不见（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4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二、成于斯，败于斯

康有为这种王者之气和戊戌变法的失败有着极大的关系。

康有为认为天下者，我的天下；责任者，我的责任；使命者，我的使命。所以当“英西shǎn＠③，日东眈，法南瞬，俄北瞰，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注:康有为:《强学会序》。）时，康有为就毫不犹豫当仁不让地承担起了领导变法的历史重任。他积极奔走呼号，呕心沥血著述，虽一再受挫，却不遗余力，义无返顾。可以说，没有这种王者之气，就没有他那种神圣的使命感和崇高的责任感，也就没有那种气魄和胆略，也自然不会有那一介布衣书生领导的旨在“大变”、“速变”、“全变”的全国规模的变法维新运动，不会有一场波及全国的影响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

但是，这种从历史深处而来的王者之气，对戊戌变法运动也有不容忽视的副作用。康有为的王气，同时也隐含着不许他人任天下的霸气和轻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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