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氓”的个人英雄之气。这三气又助长了他的骄气、虚气和躁气。而诸气的综合作用，酿成了康有为领导戊戌变法失败的个性因素。
1895年1898年这段时间，虽是中日甲午战争新败之后，却是改革的大好时机。此“好”之涵义有二:
其一，此前虽有一些人开始主张变法，但其变法的时机却远未成熟。50～80年代，从当时国际形势看，中国变法的榜样日本、俄国、德国、意大利之变革或刚实行不久，或虽已取得成绩，但其时效还需要一定时间方可显示出来。如1868年的明治维新，若不经甲午一战，中国朝野怎会认识到其作用原来如此不可估量？而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成功恰在此时开始令世界各国所瞩目，也令中国朝野震惊。
其二，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之战，终于使中国朝野认识到所谓同治中兴之不足据。要求得国家富强，必须另寻新路。可以说，甲午战败后的中国，求变是中国人的共识（注:袁伟时:《慈禧和康有为的两面性剖析及其启示》，《东方文化》，1998年第1期；又《新华文摘》，1998年第5期。）。
这个好时机，对康有为这个维新变法的领袖而言，最重要的是当时举国上下要求维新变法这个共识的形成（所谓变法共识形成，当然不否认刚毅之流宁可亡国，不可变祖宗成法的谬识之存在）。
从当时清朝最高统治者看，光绪帝之维新变法要求自不必说（实际上，光绪帝出于种种动机，变法要求实在是太迫切了）。即使是握有最高实权的慈禧太后也是穷极思变的。
下面是两条广为引用的史料。其一，慈禧归政后，虽在颐和园颐养天年，但“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汤志钧著，转引自《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第一版。）这条史料出自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其二出自恽毓鼎记载的史料:“上既亲政，以颐和园为颐养母后之所，间日往请安，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注: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同引上书。）这种情况也可以从翁同hé＠④稍有不中慈禧之意便被罢黜一事证明之。这些材料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当时真正掌握朝政的是在颐和园“颐养天年”的慈禧，而决非“既亲政”的光绪帝。这同时也证明了光绪帝所有推新变法的举措，都是经慈禧首肯的。否则，变法运动决不会在慈禧鼻子底下搞下去。这说明清政府两个最高统治者都是倾向甚至主张变法的。
虽然按照当代现代化理论来说，清政府决非一个以现代化领袖为首的决策集团，但至少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一些现代化改革的方案。
再看当时清政府最高决策机构中的核心人物。其一为翁同hé＠④。翁曾先后两度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更在同治年间，又兼作太后师。如此算来，翁和同治、光绪、两宫皇太后（慈禧、慈安）均有师生关系。甲午战争后，主战的帝党势力上升，并演变为主张变法维新的政治力量，而帝党重要核心人物即翁同hé＠④。朝廷为了表示对其恩宠，于翁六十岁大寿时，特旨赐寿。
翁同hé＠④对变法维新而言，地位是如此重要，康有为自然是心向往之，且必欲引为奥援而后快。那么翁同hé＠④对康有为是何看法呢？他究竟给了康有为多少支持和帮助呢？这个问题曾被翁同hé＠④删改日记和康有为虚构自编年谱弄得扑朔迷离。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翁同hé＠④是朝廷重臣中支持变法最力的人物。在变法这个大方向上和康有为是一致的。
第二，虽然翁同hé＠④对康有为的大才非常器重，但他又认为康有为“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注:引自《翁文恭日记》，1925年版，光绪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祖诒狂甚”“看康长素（祖诒，广东举人，名士）《新学伪经考》，……直说经家一野狐禅也，惊诧不已。”（注: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第305至309页，岳麓出版社，1999年版，光绪二十年五月二日记注。）考诸康有为“语太讦直”之语，“狂甚”之态度以及当时学人对《新学伪经考》之反应，可知翁同hé＠④之心态是真实可信的（注:《郑孝胥日记》光绪二十一年八月记载:见《新学伪经考》，类病狂者所为。同一反映又见于孙宝暄《忘山庐日记》第232页。）。所以，综观整个变法过程我们可以肯定，翁同hé＠④并未尽力支持帮助康有为的变法活动。其原因不是政见上有根本差异，而是惧怕因康有为轻狂躁进而贾祸，也有反感其狂妄的感情色彩羼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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