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主体的第二层次是现代化精英和利益集团。在这方面，支持变法的人从比例上看虽然不算多，但也不可忽视。“强学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早年发起的政治团体”（注:《戊戌变法史》第128页。）。“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帝党相结合的一个政治团体”，是旨在推动维新变法的组织（注:《戊戌变法史》第128页。）。我们且看强学会的支持者是一些什么人。强学会成立之初，先由翁同hé＠④为强学会划出预算，再由工部尚书孙家鼐为它找房子作为会址。更有大学士王文韶（时任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之各捐资5千元。还有现役军官如淮军提都聂士诚和毅军提都宋庆也各捐数千元。当时的强学会周围几乎麋集了所有在京的精英人物。这些人中，张之洞是当时中国有权势又有新思想的方面大员，时任南中国最重要的“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包括当时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和南京。张之洞地位之显赫、权势之显要，地方大员中无可出其右者。张之洞对维新变法的支持固然是他好大喜功，标新立异的个性使然。但更重要的，也是出自于他对时局和政局的见识（注:有人曾经专论张之洞在湖北的政绩和辛亥革命的关系，认为张之洞在湖北的政绩的确奠定了辛亥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才等各个方面的基础。见黎仁凯、钟康模著《张之洞与近代中国》第6、7章。）。故他对康有为的推崇支持也是出自至诚。康有为1895年10月被张之洞接到南京一往20天，成为张之洞的座上宾。此时，上海强学会成立，其机关报《强学报》创办，都是张之洞支持的，《强学会序》这篇重要宣言也是康有为起草后以张之洞名义发表的。当时张之洞在中国的地位不必多说，单是他13岁中秀才、16岁中解元、26岁中探花这一点就够他在那个时代自豪的了。但张之洞对这个比他小21岁的康有为却曲予优容，宠爱有加。按常情推断，康有为应该有知遇之恩吧。且看康有为自道:

“入江宁后20余日……隔日一谈，每至深夜。香涛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星海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注:《康有为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

“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其关爱之殷殷；“频劝”、“又使”、“来劝”，其忠告之切切，能不令人感动？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张之洞劝康有为勿言孔子改制之说，以免因学术分歧导致政治上的被动，不啻为睿智之忠告。但康有为竟全不把张之洞放在眼中。唐德刚先生提到此事时说，“这篇回忆还是他（指康）失意后追记。当他春风得意之时，其猖狂的态度，可能更甚于此。”这种拒老前辈兼同盟者于千里之外的态度，不能不影响到变法队伍的巩固和扩大。唐德刚先生说:“当年支持强学会的这批人，实在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十倍百倍于当时保守派中的徐桐、刚毅和荣禄等人，这种集体力量之未能发挥，实在是和“强学会的崩溃血肉相连的。”（注:唐德刚著:《晚清七十年》第305至309页，岳麓出版社，1999年版。）而这个结果之出现，康有为的霸气王气骄气虚气等个性因素的消极影响岂可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