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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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早就认识黄咏梅，那时候她刚从著名小城桂林分配到广州一家报社当编辑，寡言少语，微笑莞尔。我不知道她在写小说。从外表看，她有着一副抒情的面容，巧笑倩兮，思无邪，温柔敦厚，很无辜的样子，让人不敢久视。没想到她在小说中，面对着广州这座城市和其中的人与事，经常露出狠毒的杀招，颇有一点“野蛮女友”的风格。这让我感到吃惊，同时感到亲切。
　　在十多年前的那批少年作家中，我只记住了一个叫田晓菲的，那还是因为她到美国以后，又嫁美国汉学家，又将美国文化信息传到国内来的缘故。我没想到，就在我居住的这座城市里，竟然也躲着一个当年写抒情诗歌而闻名的“少女作家”。14岁就出版纯美抒情诗歌集《少女的憧憬》的黄咏梅，由于写诗而上了中文系，接着还读了硕士。像这种经历的人，在文学创作上一般都会迅速完蛋的。黄咏梅却摇身一变，由抒情改行搞叙事了，并且越写越来劲儿。大概是“叙事”救了这位差一点销声匿迹的“少年作家”吧。
　　黄咏梅小说叙事的总体风格当然还是有抒情味的，一种被现实生活扭曲了的抒情味。“叙事”对“抒情”的扼杀，“抒情”对“叙事”的抑制，成了其小说的基本格调。我想，这样一种复杂而矛盾的叙事方式，一种现代都市背景下的古典心境，或者古典情绪之中的现代都市人格分裂故事，一定是一位在都市边缘观察了很久的人才能讲出来的。同时，讲都市故事而不流入油滑和激愤，一定是有某种超越都市文化的东西在支撑着。所以，当我在《花城》杂志上看到署名“每每”的中篇小说《路过春天》的时候，我看出作者是一位在广州生活的人，而且还有一些邪门武功，但没有想到是那个长着一张古典抒情脸蛋的黄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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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号称“花城”，四季如春，到处红花绿草，鸟语花香；但广州却没有令人信服的“抒情”，诗歌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同时，广州又是一个遍地故事的地方，发达的媒体每天发布大量骇人听闻的故事，让兄弟城市目瞪口呆、胆战心惊；但广州缺少成熟有力的当代叙事。广州还是一座色迷迷的、充满了腥味的城市，茶楼酒肆日夜喧嚣，让人心神不宁，更没有心思去沉思默想；广州人很有激情，也很有创造力和想象力，只要在大街上看看他们促销商品的“秀场”，还有地铁站的广告牌就知道了。总的来说，它很符合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理想：不要过沉思默想的生活，要过积极而活跃的生活。但是，在这座比老鼠还要活跃的城市里，文艺复兴时期那种光彩夺目的精神生活，却丝毫也见不到。这是一个四肢和肉体的城市，而不是脑袋和心灵的城市。文艺创作与城市物质生活实在是不大相称了。
　　在谈到自己的小说时，黄咏梅说：“广州是一个消费的城市，一个物质化、欲望化的城市，她很平和、理性、务实，同时扫荡人的梦想和内心的诗意，让人安居乐业，变得实在。这样诗歌就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但这个城市滋生了很多故事，并且也让我们这些外来人滋生了那种对家园（不仅仅是生长的故乡，更是精神的归宿）的缱绻和失却的疼痛。这些更能让人真实地感到存在，这对小说来说可能是一个好的摇篮。我就发现目前所写的小说里，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母题：一种无力挽回的遗失和一种陌生拾到的惶惑。”（见2002年11月8日《南方都市报》）
　　广州喧嚣的故事，与黄咏梅的抒情和梦想不期而遇，并且产生了荒诞的、陌生化的效果。其实，并非广州不适合诗意生长，只要是那些与国际接轨的大都市，都不适合诗意生长。广州不过是先走一步而已。“现代性”自以为是福音，但除了将“抒情”干掉了之外，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在一个没有抒情氛围的前提下盲目抒情是不合时宜的。但是，抒情并不可笑，伪抒情才显得可笑。那种没有质疑的、自以为是的、与经验无关的抒情，就是伪抒情。
　　自称喝“燕塘牛奶”（广州名牌产品）长大的黄咏梅，实际上喝的不是“广州燕塘”，而是“梧州燕塘”。半成品原料是广州的，加工用的水却是珠江上游的西江水。未经污染的西江（据说那条江有一个非常诗意的名字，叫“鸳鸯江”）之水，是黄咏梅抒情的源头；浑浊、飘满工业垃圾的宽阔的珠江，是她叙事的现实依据。因此，黄咏梅的小说尽管充满了离奇古怪的广州故事：泡吧、逛街、邂逅、暗杀、二奶、抽油、加敏术……但它不仅仅是一个可供消费的故事。黄咏梅的故事总有一种隐约的指向，一种向着珠江源头的怅惘之情。那种没有被故事完全扼杀的抒情气息，细弱游丝，但却显得绵长、悠远，让人愁绪万千。那一刻，你会觉得自己昏花的双眼突然睁开了，仿佛醒着。故事中的“抒情”与现实故事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都市故事在它面前成了一个疑问，它成了大都市一连串事故的质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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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篇小说《路过春天》由一个巨大的疑问构成：情人和“二奶”到底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习以为常的问题。所以，对习以为常的事物刨根问底地追问，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学特有的气质。叙述者认为，“情人”是供男人呼吸的肺叶，“二奶”只是一个男性的器官。这是一个很机智的比喻。小说中的两个女主人公，一个是标准的情人，追求“相爱不相亲”；另一个是典型的“二奶”，与台商厮混的时候“只有金，没有心”。爱情是一个典型的抒情性的话题，它要求身心的整体性参与。而“包二奶”却是一个典型的事故（叙事的好材料），只要一部分肉体器官参与就行了。灵与肉的分离，成了这座城市的一个习以为常的、典型的、无法医治的症候。整体性的身体分解成了一个个可以介入交换过程的器官，这正是商品交换价值主宰一切的时代中的一道伤口，也是黄咏梅的“抒情”无法展开（受挫）的现实背景。黄咏梅的叙事，就在这道伤口的边缘来回移动。我们仿佛听到了词语与词语之间、情节与情节之间相互摩擦、争执、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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