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话题,它要求身心的整体性参与。而“包二奶”却是一个典型的事故(叙事的好材料),只要一部分肉体器官参与就行了。灵与肉的分离,成了这座城市的一个习以为常的、典型的、无法医治的症候。整体性的身体分解成了一个个可以介入交换过程的器官,这正是商品交换价值主宰一切的时代中的一道伤口,也是黄咏梅的“抒情”无法展开(受挫)的现实背景。黄咏梅的叙事,就在这道伤口的边缘来回移动。我们仿佛听到了词语与词语之间、情节与情节之间相互摩擦、争执、较量发出的嘶叫声。
  这些理由已经足够了,用不着再为黄咏梅的创作找什么冠冕堂皇、气壮如牛的理由,比如“现代性”、“欲望化”、“使命感”等等。我对那些东西不怎么信任。对于我来说,我首先是看一个作家叙事的句子,看看那些句子是否诚实,是否充满热情(包括任性和狠毒)。更进一步,我会看一个作家的创作观念。一个作家如果能就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有一个基本准确而有效的想法,并且能一以贯之,不是朝三暮四赶时髦,哗众取宠争风头,那就很不容易了。
  黄咏梅的一句话,让我对她的创作产生了进一步的信任感。她在谈到自己的小说创作时说:“今天,谁也无法给谁一个皆大欢喜的交代。”她的意思很明确,她不想自己的小说有“皆大欢喜”的效果。这一说法,为黄咏梅在“抒情”受挫的紧要关头,继续亮出她狠毒的杀招埋下了伏笔。
  “皆大欢喜”,已经成了当代中国作家梦寐以求的艺术理想。他们总是试图创作出一部所有人都喝彩的作品,就像马戏团里的猴子翻跟斗一样。我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种作家(山西一位功成名就的作家,到处扬言要写一部《红楼梦》)。除了四处讨好之外,盲目抒情、眼泪涟涟、出卖隐私,怨妇嘴脸,等等,都是试图达到“皆大欢喜”境界的劣拙方法。
  我希望黄咏梅永远记住自己的话,不要成为一个“皆大欢喜”的作家。叙事的时候别忘了抒情,抒情的时候别忘了叙事,一定要让这两者像冤家一样时而爱恨交加,时而相互残杀。最好让那些围在厮杀现场的看客们,也同时带上一点内伤。为了达到这种上乘武功的境界,从桂林跑到广州来讲故事的黄咏梅,还需加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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