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全家的孩子都回来了，围坐在客厅里，妈妈说，像麻将一样，整整齐齐。爸爸很郁闷地说，你们妈妈现在看什么完整的东西都用这个形容词了。像麻将一样整齐。      
    我们全笑。      
    后来，投妈妈所好，我们将生日晚宴设在一间有自动麻将机的包间。据说，这是我还没回到家的时候，爸爸提前一周到酒楼订好的。要知道，我的爸爸，是最痛恨这些娱乐的。小时候，我们几个孩子因为偷偷打扑克，不知被烧了多少副牌，挨了多少顿“猪肉炖粉条”！一直到读完书，工作了，逃离爸爸的视野了，打扑克打麻将之前，我还会习惯性地看看四周环境，惟恐“杀”出一个“暴君”。真的，用“暴君”这个词来形容他的惩罚，一点都不为过。      
    爸爸对麻将的宽容，或许隐藏着一个我们都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他老了，管不了，也不想管了。      
    当我们跟妈妈围在麻将机前，每个人都技术娴熟，一点也不落后的样子，妈妈感叹地告诉爸爸，我就算每天在楼下跟那些老太婆练习，还是打不过年轻人啊。      
    这些时候，我的爸爸通常就站在麻将圈的外围，并不看牌，只是晃来晃去，累了，就坐在沙发上，翻着他毕生爱看的书。其实他也看不进多少，耳朵总是竖着，听到谁叫“和了”，就扔出一句——“妹妹又赢了？”话语中，带着不愿意脱离“群众”的勉强。      
    等牌的间隙，我看到我的爸爸，在麻将喧嚣的碰撞声中，显得很萧条，甚至有些落寞。      
    过去，为了讨爸爸的喜好，我们几个小孩，争相把每天规定背的唐诗宋词都背得整整齐齐，一字不漏，尽管还不完全领悟其中的真意。现在，爸爸只要看到我们几个，像麻将一样整齐地围在一起，一张牌都不少，就满足了。      
    我很清楚地记得，以前爸爸发现我们打牌，在严厉惩罚之后，盛怒之余，总是喜欢用这句话来结束“打牌事件”——他说，梁启超说：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那时候我们经常私下嘀咕，认定梁启超肯定是因为打牌总输，才跑去用读书忘记打牌的。可是我哥哥也质疑这个说法。他认为，人应该是愈是输红了眼愈想再打，打到赢回来为止。哥哥还经常拿我当例子来证实他的判断。      
    过了若干年，当我在梁启超的书里翻到这句话时，才恍然有悟。我的爸爸，只说出了前半句话，后半句打住了。梁氏的后半句是：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      
    水落石出。一贯提醒我们不可以断章取义的爸爸，原来是这样隐瞒了话语的真相。      
    然而，此时我们都已经长大独立了，想什么时候打牌，想跟谁打牌都没人干涉了。而爸爸也不再引用梁氏的上半句话了，所以，这后半句话，我一直没跟爸爸讲，也没机会讲。只让它们继续断章取义地记在我的心里。      
    无论如何，当我们几个孩子整整齐齐地坐在爸爸的视线里，过着妈妈整整齐齐的60岁大寿，我想，爸爸心里的话，一定已经凑齐了。（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