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意思的是，流经仙蠡墩的梁溪河自古多鱼池，而范蠡所著《养鱼经》，恰恰又是讲述他化名“渔父”，通过人工开挖鱼地、养殖鲤鱼而“家累亿金”的致富门路。无锡习俗，称鲤鱼为“元宝鲤鱼”并用作供奉，可能蕴涵着范蠡教无锡百姓“养鲤鱼致富”，因而获得大家拥戴的历史信息。

　　 说到仙蠡墩，就不能不涉及附近的“马蠡港”。马蠡是古地名，据元《无锡志》，当时无锡州辖２２乡、６０都、５８５保，马蠡为扬名乡二十六都八保所在村。直至明弘治七年（１４９４）版《无锡县志》始载“马蠡港”，推测该沟通大运河与五里湖的河道应是明中期开挖。又据清光绪七年（１８８１）版《无锡金匮县志》：“马蠡港亦曰中桥河。”可见在长达近４００年的官方记载中，都是“马蠡”而非“骂蠡”。清初无锡名医杜汉阶（１６６８－１７４１）诗云：“水港犹传骂蠡名，浮家人去片帆轻。黄金铸像今何在？蠡渎滔滔水向城。”（原注：蠡渎俗名蠡尖，范蠡伐吴时浚）马与骂，音同字不同，却让范蠡白白地挨了一顿“骂”。

　　 五里湖范蠡偕西施隐居在仙蠡墩时，靠发明人工养鱼掘得了第一桶金，可能还有较多闲暇时间，能够顺着古梁溪去当时称作“小五湖”的五里湖乏舟游玩。杜汉阶诗云：
清溪十里水洋洋，溪畔轻烟锁绿杨。
仙女扁舟何处去？晚风渔网挂斜阳。

　　 至于五里湖在明朝晚些时候被称作“蠡湖”，确与纪念范蠡、西施在此泛舟有关。王永积《锡山景物略·五里湖》称：“一名小五湖，又名蠡湖。名蠡湖者误，蠡自有湖（见前述漕湖古称蠡湖），蠡开之。此则扁舟处也。”还是华淑《五里湖赋》说的更明白些：“字湖以蠡，湖有情兮。字蠡以施，蠡无憾兮。”———太湖流域史前文明从出土文物看，吴越两地属于同一“文化圈”。商末武乙时期（据夏商周断代工程，武乙在位确定为公元前１１４７———前１１１３年），太伯、仲雍南奔荆蛮，在梅里建勾吴，吴国持续了６００多年，史称“大吴小越”，“吴文化”为江南的主流文化。公元前４７３年，越灭吴，越王勾践北上争霸，迁都今山东、江苏交界处的琅琊，历８位君王，“吴越文化”成为江南一带的主流文化。公元前３３４年，楚灭越，“吴越文化”又融入“楚文化”。因此从发展角度看，无锡既是吴文化的发祥地，又是吴越文化和楚文化的发展地。公元前２２２年，秦灭六国，但越地依然保留部分地方势力，因此西汉初，无锡曾为侯国，其君主多军（顾姓）即是越国贵族。《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直到汉武帝时，吴越文化才最终融入了大一统的“汉文化”主流。当然吴地的一些风俗习惯包括方言，被长久地保存流传下来。由于以上文化渊源，所以《越绝书》称：“吴越为邻，同俗并土”，“吴越二邦，同气共俗”， 今天更是“同饮太湖水，吴越一家春”。鼋头渚的摩崖石刻“包孕吴越”，早在１００多年前就说出了太湖博大的胸襟，值得后人深思。而“仙蠡故事”恰恰以男主角为中国商界鼻祖（文财神之一）和女主角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首的知名度、美誉度，在吴越春秋历史时期，成为无锡文化中最为灿烂的“亮点”之一。

　　 当然，笔者无意在这里把“仙蠡”说成是信史，但从文化意义上讲，它却以深刻的人文内涵而流传千古。它不同于列为“２００４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鸿山越国贵族墓，但它又毕竟与那神秘的“玉飞凤”翱翔在同一时代。仙蠡在锡，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精神财富，所以从这点意义讲，他们是真正的“富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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