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先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
“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书名叫 《 乡村建设理论 》 。
第二天的谈话，也是从下午6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两人谈兴甚浓，欲罢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而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
梁漱溟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两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慕，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孝家庭，也孝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
梁漱溟面有难色地说:“我今年外出的时间长了，想歇一下，挤时间写些参观东北的见闻观感，访问广东就且暂缓吧。”
毛泽东略加思索，说:“那也好。”
1951 年春，梁漱溟领悟到毛泽东要他看南方新解放区，意即要他看土改。当时正值中央有土改工作团赴西南，梁漱溟便主动向统战部报名参加，得到批准。梁所在的那个分团有20多人，由章乃器任团长，于5月上旬抵四川，8 月30日返京，历时4个月。
9月3日晚，即梁漱溟返京后的第四天，毛泽东即约梁谈话，毛泽东问:“对土改，对四川，你个人印象如何？随便聊聊。”
梁漱溟略加考虑，便说:“我亲眼看到贫苦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要求，土地改革是深得民心之举，很必要，也很及时。但毛病也不是没有。比如政策规定不许打地主，但我亲眼看到在斗争会上打得很凶，有一对地主夫妇，因为受到体罚，一块跳河自杀。这个问题应引起注意，不然地主感到自己没有活路，不是反抗，就是自杀，那都不好。”
说到此，毛泽东笑着插话说:“你说的情况别的地方也有发生，但我们总的政策是斗倒地主，分田分财，给他出路。大多数地主有活路，不会自杀，也不会反抗。问题是贫雇农受苦受压多少年了，怒火一点着，就难以控制，于是对地主非打即骂。我们应该认真贯彻执行政策，努力说服教育农民，关键是土改工作队的干部。只要他们能执行好土改政策，就出不了大的偏差。”
梁漱溟接着说:“说到对四川的印象，解放不过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解放前我在四川若干年，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理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如解决袍哥问题，这在四川历史甚久，范围很广，影响很大。邓小平掌握的政策是对大多数袍哥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