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华国锋始终坚持“两个凡是”，不愿意触及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和邓小平复出这两个敏感问题。虽然不提“批邓”，但并不等于华国锋同意邓小平出来工作。在这两个问题上，华国锋还没有松口。

　　据余焕春回忆，“四人帮”垮台后不久，他被推举参加领导《人民日报》社的清查工作，从五七干校回到了编辑部。临行前，很多人对他说：“头一件要清查的就是‘天安门事件’，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回到编辑部后，“人们首先谈到的也是‘天安门事件’，要求为它平反，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在大家的努力下，报社很快查清了真相，写出《“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的阴谋活动》的清查材料，于12月10日以迟浩田、孙轶青等人的名义报送中央。当时主管宣传口的耿飚看到材料后，高兴地说，“天安门事件”可以平反了。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很快，事情的原因就搞清楚了。就在这个时候，李冬民等十几个人在天安门贴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复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全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大字报和标语。针对社会上出现的要邓小平复出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1977年1月8日和25日，负责中央宣传口的一位领导在传达华国锋的意见时表示：要写一篇社论，引导人们学文件，不要再关注“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的问题。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要人们认真学习文件，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社论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个凡是”，这无疑给“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和邓小平的复出设置了障碍。据耿飚回忆，他接到社论稿后，立即同宣传口的几位负责人进行讨论。大家意识到，“如果按照这‘两个凡是’的提法，首先就会影响到邓小平同志复出工作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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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国锋对报告的起草者也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按照“两个凡是”去办。他甚至向各小组召集人打招呼，在发言的时候不要触及“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复出的问题。

　　然而，会议并没有按照华国锋事先设想的那样进行。对此，萧劲光有过回忆。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当时两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无法解决，一个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不能改，一个是“天安门事件”的案不能翻。对此我是不赞成的，我和陈云同志谈过，和王震、王铮、耿飚等一些老同志也谈过。大家在一起议一议，谈一谈，感到大多数老同志的心是相通的，所见也基本相同，思想上越来越感到这两件事的解决势在必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陈云同志决心向中央上书，直言自己的意见。我们这些老同志自然十分赞同，又十分高兴，因为陈云同志德高望重，推举陈云同志挑头，代表大家向中央陈述这些意见，也正是这段时期大家在酝酿之中的事情。在会议召开前夕，王震打电话邀请他去商讨要事。同去的还有王铮、耿飚，大家在一起议论的中心议题还是那两件事。过了一会儿，陈云来了，他发表了意见，大意是说中央工作会议要召开了，他写了一个书面意见，准备在会上做一个发言。

　　果然，3月13日那天，陈云在会上发言谈了他对“天安门事件”的几点看法：第一，当时绝大多数人是为了悼念周总理；第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第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第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他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会上，王震引用毛泽东说过的话，称“邓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还肯定了邓小平1975年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期间，对各方面整顿所取得的成绩。正因为如此，“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切希望邓小平同志早日出来参加领导工作”。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王震称赞说：这是首都人民在毛主席病重、周恩来总理逝世后自发地进行的大规模悼念活动，是首都人民对“四人帮”罪行的群众性声讨，表现了首都人民的无产阶级义愤。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是全国人民阶级觉悟大大提高的表现。“这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不承认这个本质和主流，实质上是替‘四人帮’的罪行进行辩护。”

　3月14日，华国锋在会上发表讲话。从这个讲话来看，在两个敏感问题上，华国锋仍然坚持了“两个凡是”。他说：最近一个时期，在党内和群众中围绕邓小平的问题和“天安门事件”，有不少议论。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我们要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一个根本的立足点。所谓的立足点就是“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关于邓小平的问题，华国锋解释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江青一伙也在批邓，但他们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打击、诬陷，这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几个人被隔离审查后，中央决定当时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是经过反复考虑的。这样做，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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