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很早提出：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广大人民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他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邓小平十分重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建设，认为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要求搞好整党，做到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邓小平是站在时代前列指导中国改革的人物。十—‘届三中全会后，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上任等职务。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中，邓小平对许多关键问题的决策指出了方向，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人们称他为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推进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加快改革，深化改革，是当今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主题。

搞改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一九八六年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曾一度泛滥起来，少数人煽动闹事，主张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邓小平迅速果断地处理了这件事。他指出，一旦中国稿资本主义，中国就成为一个乱的社会，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局势迅速稳定了下来，问题顺利地得到解决。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认为应该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过去主要的错误是“左”，现在最大的危险还是“左”。“左”的、僵化的东西根子很深，在社会上已形成一个习惯势力，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他认为，为了深化改革，要继续克服僵化思想的影响，反对僵化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都是长期的，要贯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

为着解决台湾、香港、澳门的问题，以实现祖国统一，邓小平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一国两制”，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一九八四年开始，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先后得到解决。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这个办法解决。对国际上解决类似问题，这也是一个出路。“一国两制”在国内外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邓小平运用实事求是思想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的成功范例。邓小平是一位有世界限光的国际活动家。多年来，他以充洒的精力进行外事活动，繁忙地接见外国来宾，也出访过不少国家，努力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他主持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坚决站在第三世界人民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邓小平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但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中国能够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邓小平有许多重要的著作，已经出版的有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一九八二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其外文版书名为《论当代中国基本问题》)、《邓小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一七月)，在国内外广泛传播。作为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他继续在为党和国家的大事操劳、掌舵；同时尽量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挑担子，自己只做他认为最必要的事情。同他会见过的国内外人士，无不称赞他虽届八十多岁高龄，却仍然身体强健、思路敏捷。他说：“我能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我打桥牌，证明我脑筋还清楚。”的确，每当暑天他都要到渤海或黄海之滨去劈波斩浪，畅游大海。他在工余之暇喜欢打桥牌，在娱乐中得到休息。他说他的出国访问任务已经完成了。他还有一个愿望，就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时能到香港去看看。邓小平历来强调：逐步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是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战略问题。他坚决主张废除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在这方面起了表率作用。在党的十三大和一中全会上，他从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退了出来，只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但是，由于他的威望和智慧，他必将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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