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第一个。
李春光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青年教师,也是北京市人大代表。连邓小平都知道中央音乐学院有这么一个敢说真话的年轻人。
那是1975年夏,李春光在学校贴出了一张针对电影《创业》的大字报,尖锐批评“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轰动全校。邓启元在邓力群的授意下特地去抄录了大字报,经由邓力群、胡乔木送到了邓小平手上,邓小平又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在材料上做了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退交邓小平保存。
邓力群的第二个建议是,应在写信人员中增加一名中层干部。大家商量后,决定请钢琴系支部书记崔静媛加入。崔静媛欣然同意,和左因一起,负责搜集各系材料。
联系上李春光时,李正在北京市人大开会。他得到消息,匆忙赶到杨峻家时,信已经基本起草完成。
李春光看完信后说:“你们写得很好,我看完都很激动。”他又提了些建议,作了修改。
定稿后,杨峻工整腾抄:
敬爱的邓副主席:
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您报告,由于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正确的方针、路线的指引,我院今年的招生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不少考生手捧着刚刚领到的准考证热泪滚滚,激动地说:“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哪有机会来报名啊!这是华主席、党中央给我们的权利啊!”
经过几天的初试、复试,已经充分显示了这次高考改革的巨大优越性,人才之多,水平之高,是建国以来历届招考所不可比拟的。素质好、有音乐才能、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成批涌现,喜不胜收,从他们身上看到了我国音乐事业即将和其他各条战线一样蓬勃发展的动人情景……
信末,他们提出建议:“能否不受目前名额限制,将确有培养前途、有才能而又符合入学标准的青少年留下入学,以便为国家更多更快更好地培养艺术人才?琴房紧张,我们再尽量克服,挤了再挤,并进一步提高教室、琴房使用率。”
所有人签名后,将信装入大信封,郑重地写上:邓副主席亲启。
此时已是深夜。储望华手持信件,火速骑自行车送到西单大六部口邓启元的家中,邓启元已经得到消息,在大六部口等着,他接过信件后,就像传递火炬接力棒似的,随即又蹬上他的自行车,穿过熟悉的东西长安街,飞奔到他叔叔邓力群家。
两天后的12月11日,邓小平的批示下达:“看了这封信反映的情况,很高兴,建议予以支持。华主席,先念,登奎,乌兰夫同志阅后交文化部党组处理。”
邓启元接到堂妹、邓力群女儿打来的电话后,激动不已,推起自行车,就去了中央音乐学院。
“我们每个人都很激动,在潘一飞家里搞了一个小型的庆祝会。”邓启元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8 年1 月,“纪念邓小平对中央音乐学院扩招批示30 周年音乐会”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厅举行,当年发起写信的部分成员重新聚首,左起:邓启元、潘一飞、杨峻、左因。摄影/ 谭新民
77、78级神话
四川的招生负责人之一孔庆先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学校教务处的电话,说院长赵沨决定,增加一倍名额,再带到北京汇总。但他并不知道原因。
当年,中央音乐学院原定录取105人,结果录取了213人。作曲系因为人才众多,由原定的10个名额,增加到36个,成为扩招比例最高的系。李西安从上海挑选的10个人,全被录取。
1977年的招生工作一直延续到1978年3月份。4月份,第一批新生入学时,学院名称已从“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恢复为中央音乐学院。
由于校舍紧张,春季招收的第二批学生,到了秋季的10月份才入学报到,所以统称为1977、78级。
突然增加招收名额,对学校的各种设施也是个不小的挑战。“我记得男生宿舍是在东边的二道门门口临时搭建的小平房,很小的一间,放了三张高低铺,住6个人。女生就住在小礼堂,一个礼堂住几十人。”叶小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叶小钢考上了作曲系:“我本来是想考钢琴系,但我母亲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你考钢琴系,将来都是你弹人家的东西,考作曲系,是人家弹你的东西。”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6位教师上书邓小平的事情。他们自己也从未提起。
2007年,中央音乐学院举办“纪念邓小平12·11批示三十周年”的活动,这是第一次公开介绍6位教师。
1977、78级作曲系出了一大批享誉世界的作曲家,如谭盾、叶小钢、郭文景、陈贻、瞿小松、陈其纲等,开创了音乐学院77、78级神话。
在李西安看来,作曲系的这一届是空前绝后的。
“作曲的情况特殊。钢琴、管弦都需要从小学,那个年代,水平不会很高。而作曲呢,天赋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们有生活,10年上山下乡的生活积累。这是他们之前和之后都不能比的。”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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