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旧，不过我的继母三天后就要去天津帮助我的妹妹生产和带小孩，她七十几了，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几年来，在我们家里很劳累，所以我们劝她去天津一时期，比较松动一点。她走后，两个孩子上学了，家里就剩下我和卓琳，照顾一个残废的大儿子。因此，我暂时不能去工厂劳动，必得在家里做事(卓琳身体也不好)。我们想请一个人来帮助做做饭，特别帮助照顾残废人，已向领导提出，据说找人不易，工资较高(30元以上)，且看找的结果如何。没有别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生病就难办了。我的大儿子邓朴方，接回近一年了。一年来的观察，他的腰身以下虽然完全没有知觉(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机能似乎并未完全消失。据说，在医院诊断时也对此存疑，并曾有施行大手术、打开看看的拟议，后因送到救济院而未果。我们总希望还能有一次医治的机会，如果有可能再送回医院治疗，或施行手术。对此，我实在不好意思向党提出。”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对卓琳说：“因为我们的事连累了孩子们，今后我们要对他们好些。”

1984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毛写的一篇文章——《在江西的日子里》，深情地记述了邓小平在江西的生活。这是她送给爸爸80寿辰的生日礼物。邓小平很高兴，亲笔在这张报纸上作了批示：写得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