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戚蓼生《石头记序》开端说 ：“吾闻绛树两歌，一声在喉，一声在鼻，黄华二牍，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见也。今则两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牍而无区乎左右，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此万万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头记》一书。嘻异矣!”

在元人伊世珍所辑《嫏嬛记》卷上引《志奇》一书说：“绛树，一声能两曲，二人细听，各闻一曲，一字不乱；人疑其一声在鼻，竟不测其何术。当时，有黄华者，双手能写二牍，或楷或草，挥毫不辍，各自有意。余谓‘绛树两歌，黄华二牍’是确对也。”

王家兄弟二歌，互为其喉，互为其鼻，说来令人颇多心酸怅惘，正是那个特殊年代、特殊世情的一种特殊展现。正如今天，我们只有借助姜贵才能读懂王愿坚，而借助王愿坚，我们也能更深刻地去理解姜贵。

值得一提的是，姜贵在台湾、在写作中，经常处于的是对过去的、故乡亲人的怀旧中的孤独感，生活并不如意，晚景极为凄凉。而王愿坚的红色描写也并未给他带来好运，在土改时，山东极左的土改政策，不管他伯父是共产党创始人，因为他们是地主出身，他的父亲王振千就被扫地出门，在外逃荒要饭三年，姐姐被剃成阴阳头游街，其后几乎历次政治运动，王愿坚都没逃过挨斗的命运，《七根火柴》为什么没写成“八”根，都会给他带来一场厄运，地主黑五类的身份在文革中使他受尽劫难，因之性格更为内敛谨慎，噤若寒蝉。王愿坚的女儿直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有这样一个伯父在台湾，不过，已年届退休的她还是心有余悸的说，要是早知有这么个伯父，我当兵或其他的前途可全都完了……也许正是他们的互相“不知”，成为那个特殊年代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特殊方式……

但是，姜贵之所以加入国民党，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三民主义的信仰者，姜贵在《重阳》自序中说：“我出身于一个小资产的药商家庭，我习惯于承认以合理的经营求取合理的利润，而要求享有不受干扰的个人的，以致家庭的私生活。我的反共思想，以如此平凡的观念为基础。我不是一个勇猛的斗士。”

从他的自传也可以看出，与其说姜贵是反共，不如说他是反对伯父王翔千，而那个年代，反抗父权正是“五四”以来青年人的重要思想潮流，巴金的《家》等反抗封建父权的作品引一时思想风尚。比之巴金他们，姜贵其实顺从多了，然而不幸的是，他反抗的伯父是共产党，他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反共”了。在那特定的年代，“家与国”如此交织一起，套用他的话，也真是笔“糊涂帐”了。

也因此，他的小说更多地表达的是自己家乡、家族的世俗、寻常生活，只是因为自己出身于历史旋涡中的政治家族，使他的小说无可避免地染上了政治色彩，他小说里的共产党员，不但正派，而且高尚，是那个年代难得的为共产党员的正名工作，他不是一个反共作家，更多是一个自由色彩较浓厚的怀旧、怀乡作家。充满着离乡游子的苦闷情愫的知识分子罢了。

王家这对红、白兄弟作家，生未谋面，死未聚首，在这后辈的叙述里藉着他们的文字相遇相知，也是文学家族该归属的文学重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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