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逢人辄道，务必让我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一个小学生，刚刚离开家庭便遭此挫折，我为之心情不快者达数月之久。

六伯父既然肩负了一个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重任，这就变成一个无底坑，钱老是不够用。我不幸也成为他借钱的目标之一……因此，我手头常有敷余。而六伯父就一直来借。借了不还，我就闹饥荒。闹了饥荒，却不敢给父亲和五伯母知道。他们知道了，一定会质问六伯父，六伯父便要怪我。眼见有人上俄国。振千八叔家里的弟弟小学还不曾毕业，就被遣送去了（此处系指王愿坚胞兄王懋坚，《旋风》方天茂原型）。我面临此一危机。六伯父越对我印象不好，我去俄国的机会就越大。因为他以为训练不好的人，势必需要送到俄国去训练，庶几可望有成。而不知怎地，我心里就是怕上俄国。（照我的个性就算去了俄国，回来以后也一定会自首的。）

不想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遇到了意外的救星……[1]

其后，王意坚（姜贵）被王翔千派到王家的另一支、国民党人王乐平等在青岛创办的胶澳中学读书，王翔千原本希望他在国民党那边看看光景，做个卧底，没想到他趁势加入了国民党一边。

既然出自同一家庭，姜贵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应该与王愿坚是差不多的，那就是“长辈的命令绝对不可以违背。”王愿坚与王翔千的血缘关系比姜贵更近一层，王愿坚的父亲王振千是王翔千的胞弟，两家长期就住在一个院子里，行同一家。王翔千培养共产党人就是从自己的女儿、儿子、侄子、学生开始的，他1925年推荐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就是他的女儿王辩（山东第一位女党员，莫斯科中山大学邓小平与蒋经国的同班同学）与侄子王懋坚（王愿坚胞兄）。还有送到黄埔军校一期去的王叔铭、刁步云等。那时王愿坚还没有出生。而王愿坚的父亲、王翔千的弟弟王振千，曾读过北师大中文系，还参加过火烧赵家楼，颇有国学造诣，擅长国画与中医，个性比较绵软，对哥哥比较顺从。这样，按王翔千的处事原则，加上他此时也年事已高，比之姜贵，他对王愿坚就有更大的影响力与决定权。这种封建的父权意识与政治意识相结合，王意坚与王愿坚从童年起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的冲击与影响，这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宿命。从个性来讲，王意坚年长王愿坚20多岁，是在五四个性解放的思想潮流里成长起来的，从小比较具有反叛意识，潜移默化当中，追求自由民主的愿望也比较强烈。

如果说，王翔千作为山东共产之父的强烈要求加强了姜贵的叛逆心理的，最终把他推向国民党阵营的话，（何况，国民党阵营并不远，也不陌生，相州王家同一家族的另一支王乐平就是国民党创始人与重要官员，平时交往也都很密切。）那么他和他的革命思想却是牢牢吸引住了王愿坚。王愿坚个性很象他的父亲，性格内敛温顺，而且适逢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他就读的相州王氏私立小学不但被日本鬼子侵占盖起了炮楼，日本鬼子还在那里推行奴化教育，派来日语教师专教日语，幼小的王愿坚因为每天到校不肯给日本国旗敬礼而几乎天天挨耳光，国难家仇，使他在伯父与哥哥、姐姐的影响下，自然而然地走到了共产党的阵营中。不仅如此，王愿坚的这条命还是他伯父王翔千捡回来的。据他家人回忆，王愿坚是王振千的第二个男孩，由于当时兵荒马乱，王家的家境也已很艰难，王振千此时年纪已大，孩子出生后就生病，眼看着不行了，王振千以为孩子已经死去，就抱出去扔到了村外的土坡上。当时，北方乡村正是乍暖还寒的三月天，王翔千在济南因遭到敌人的通缉匆匆逃回故乡，傍晚赶回村，无意中发现了土坡上的孩子，发现孩子还有一口气，就把孩子抱起来，没想到回家一打听，竟是自己弟弟的孩子，是自己的亲侄子，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就是王愿坚。

王翔千早期着力培养的两个侄子王意坚（姜贵）与王志坚（出家）都令他极为失望，期后他早期送到莫斯科留学、重点培养的王懋坚也倒向了国民党阵营，但这都不能动摇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考虑的只是自己的方法有问题。《旋风》有一段曾写到他的感受与思考：

沈平水把方天芷（王志坚原型）的留书（他出家的留言）寄给在方镇（相州镇）故乡的方祥千。方祥千对于他这位令侄发出了极大的厌恶。同时，他的另一位令侄，他派遣了去Ｃ岛插班惠泉中学的方天艾（姜贵原型），进了惠泉中学之后，不但没有发生作用，完成他的使命，反而来了一个大转身，加入了国民党，到广州参加工作去了。这两个消息，在差不多的时间传到方祥千的耳朵里，是他回乡以来第一件拂意的事。他想：

“这两个孩子，真是看不出来，原来这样没有出息！辜负了我过去对于他们的期许。他们背弃了光明大道，甘愿投向黑暗。小资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不健全，不坚定，这就是明显的例证。我以后倒要时时小心在意，谨防失足，好好诱导自己的儿女和别的有希望的青年们。”

但是如何“诱导”呢？方祥千曾经用了许多脑筋来研究这个问题，只是并没有满意的结论。青年人正像鸟儿一般，你捏得紧了，他会窒息而死，放得松了，他会振翅飞去。青年人一点不像那泥人木偶，你把他放在哪里他就呆在哪里，你教他倒立着他就倒立着，你教他反坐着他就反坐着。总而言之，他们不能尽如人意，真是不妥当的很！

然而方祥千知道“不见可欲，则其心不乱”的道理。他想。我们对于领导青年有责任的人，不能不对青年施行隔离，施行一种实质上无异于“绝圣弃知”的新领导政策。青年人意志不坚定，容易动摇。为了防止他们走入歧途，第一要教他们少与一般社会接触，免得被诱惑。申言之，青年人的知识与情感，也不宜于多方面的发展。我们要教他们按着共产党的路线，配合共产党的需要，单单朝着这一个方向像钻牛角一样地拚着命钻。青年人要目不二视，耳不二听，像一个殉道者一样，一无牵挂地为共产党贡献其生命。是的，要是能做到这个样子就好了。方祥千这样想，同时他也这样行。他自信他已能渐渐深入共产党的神髓，得其三昧，毫无逊色的可以作一个领导者了。[2]

鉴于《旋风》前半部分的写实风格，王翔千的这段思考大概是确实的，尽管那时姜贵还不知道他的小弟弟们日后走的路。联系到后面王翔千对两个更小的侄子、儿子王愿坚与王愈坚的培养，可以看出，王翔千正是采取了这种“绝圣弃知”的新领导政策。

1944年7月，年仅15岁的王愿坚与堂弟仅13岁的王愈坚就被以“贴邮票”的方式寄到山东军区驻地日照县参加了八路军。他们两个是早早地作为小八路在革命队伍中锻炼成长了，再也没有被诱惑的机会了，王翔千这次在两个小的身上终于成功了。封建家长制与共产主义理想就这么奇妙地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作用。从此，王愿坚就背着因袭的重担，在父辈理想的照耀下艰难而又坚忍地前行了，他这辈子再也没离开过部队，至死都是以军人的身份盖着党旗去世的，忠心耿耿地为父辈的理想奋斗了一生。如此说来，王愿坚的“红”正是姜贵“白”的结果，他们是一体两面，都是站在同一父辈肩膀上……

国难当头，忧患重重的时代，王翔千把自己的六个儿女和侄子及家族子弟们都投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王家子弟无论是在国、共两党战场上都为国家民族奋斗牺牲，奉献出了他们的青春、热血与才华……

王愿坚《在革命前辈精神光辉的照耀下——谈几个短篇小说的写作经过》中曾回忆自己的写作：

“我学着写的几篇东西，大体上都是革命斗争故事；我学习写作也是从听故事开始的。早在童年时代，在听《聊斋》、《今古奇观》的故事的同时，就听过一些自己的父辈和兄弟们参加革命斗争的故事。这养成了爱听故事的习惯。参加革命之后，只要有空，我总是缠住首长请他给我讲故事。稍后，因为在部队作报纸编辑、记者工作，更获得了机会，听到和看到了战争中的一些动人的故事。自然在听这些故事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要写它们，只是出于年轻人的好奇和为了从中受到教育。想到把它们写下来，那是以后的事。”[3]

……

“革命前辈的精神光辉照耀着我们幸福的生活，照耀着一代又一代后辈的道路。我以为，积累和接受革命前辈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后代应尽的责任。只是由于自己思想水平和文学修养太低，要把他们的精神的美不走样地记录下来，实在困难。但我仍有理解他们的愿望，能理解一点、能表现出一点也好。我将继续学习，在学步的路上，希望不断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教导。”[4]

从他这些近似虔诚的对父辈精神的崇拜与信奉中，我们不难看出，部队不但是他的战斗集体，而且是他的日常生活。他是一个忠诚的父辈精神的继承者，苦心孤意地为先辈的理想奋斗牺牲，崇敬与服从是他的性格特点，这也是他作为那个年代部队作家的必然的特点。王愿坚一直到去世都是职业军人，始终以军人的身份生活与写作的。而姜贵对父辈则是充满叛逆与反思，并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意识与个性追求，他及早退出了职业生涯，变成了自由写作者，写作一度成为他谋生的手段，这也使他拥有了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与创作心理。

王氏兄弟色彩对比鲜明的文学叙事，正隐喻着那个特殊的年代、特殊历史语境下，海峡两岸政治、历史、文学纠和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现象。中国社会历史的动荡、 国破家亡的悲怆、亲人难以团圆的忧伤都在其中了……

然而，历史的尘埃散去，两兄弟在海峡两岸的创作互为对比、互为镜像，为我们认识那个时代、认识他们自己提供了意味深长的对比。

哥哥在远方的海峡对岸借助文学更深地走回了自己的家族，作品里常活跃着自己家族和家人的影子，不仅《旋风》前半部分几乎变成家族纪实文学，《重阳》中也时不时夹杂点家乡人物、典故，弟弟在家门口却回避了自己的家族与自己的生活，一心一意写他人的生活、他人的故事。他苦心孤矣，写的艰难而辛苦，要在大量的矿石里淘金寻宝。而哥哥姜贵写的就是矿石不是金，写起来也就自在、洒脱的多，文章多是自己熟悉的人物与掌故，笔端下时时流露着浓浓的对故乡的眷念与怀旧的伤感。

但无论是叛逆还是顺从，崇敬还是反思，他们都是站在同一父辈的肩膀上，身上流着同样的血，是同一棵树长出的两个支叉，正如《红楼梦》的绛树二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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