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费》、《粮食的故事》、《七根火柴》、《三人行》、《支队政委》等。 王愿坚 王愿坚(1929年—1991年),山东省相州镇相州七村人,当代作家。1944年7月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在部队里当过宣传员,文工团员,报社编辑和记者。1952年任《解放军文艺》编辑。 1954年开始写短篇小说。《党费》《粮食的故事》等短篇小说。1956年至1966年,参加了“解放军30年征文”——革命回忆录选集《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了党和军队的历史,接触到更多老一辈革命者,使他的创作题材更丰富,文笔更洗练。又陆续写出了《七根火柴》、《三人行》、《支队政委》等十多篇短篇小说。1976年又继续发表了《路标》、《足迹》等10篇短篇小说。1974年与陆柱国合作改编《闪闪的红星》为电影文学剧本。已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有:《粮食的故事》、《后代》、《普通劳动者》、《王愿坚小说选》。1945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报社编辑,记者。1978年任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剧、文学部主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美术系主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四、五届理事。他的优秀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向世界发行,传记被收入《中国名人词典》和英国《世界名人录》等。王愿坚一直致力于小说创作,1974年创作了第一个剧本《闪闪的红星》,塑造了身处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正激烈的时刻,潘东子等向往参加革命的红孩子形象。对孩子的内心刻画深入,几个孩子的性格鲜明,各具特色,人物语言生动,可爱。形象真实、亲切,令人难忘。剧作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戏剧性强...全文 王愿坚自1952年开始发表短篇小说,其中《党费》、《粮食的故事》、《支队政委》等描写了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争;《七根火柴》、《三人行》、《赶队》等歌颂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事迹;《普通劳动者》、《妈妈》、《休息》等塑造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其它还有《早晨》、《征途》和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闪闪的红星》等。近几年的新作有《足迹》、《标准》、《草》、《歌》等短篇小说,其中《足迹》获人民文学杂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王愿坚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党费》,多次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影响深远。 王愿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解放军艺术学院艺术系(作家班)主任。 1944年7月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在部队里当过宣传员,文工团员,报社编辑和记者。1952年任《解放军文艺》编辑。1954年开始写短篇小说。《党费》《粮食的故事》等短篇小说受到舆论赞扬。1956年至1966年,参加了“解放军30年征文”——革命回忆录选集《星火燎原》的编辑工作,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了党和军队的历史,接触到更多老一辈革命者,使他的创作题材更丰富,文笔更洗练。又陆续写出了《七根火柴》、《三人行》、《支队政委》等十多篇短篇。
兄弟难怡怡
—王愿坚、姜贵在海峡两岸
王瑞华
王愿坚,曾经斐声中国文坛的红色作家,现今多少人的中学时代是读着他的《七根火柴》、《党费》长大的,他编剧的电影《闪闪红星》曾照亮一代人的青春梦想,潘冬子、胡汉三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标识与图记,让那个纯情时代激情燃烧如熊熊烈火,激发无数“党的女儿”向党顶礼叩拜……
姜贵(本名王意坚),台湾最著名的“反共”作家,其长篇小说《旋风》、《重阳》等,被胡适、夏志清、蒋梦麟等推崇,奉为经典。夏志清先生为其做序《苍苔黄叶地,日暮多旋风》:“《旋风》实在是中国讽刺小说传统——从古典小说到近代作家如老舍、张天翼和钱钟书——中最近一次的开花结果”……蒋梦麟先生更是直接称其为是一部“新水浒传”。共产党员王翔千早已被遗忘在历史的一角,尘埃满面;文学党员“方祥千”却借着《旋风》高扬、永生,以鲜活的文学生命,被一代一代的读者、评论家不停地阐释、解读。
然而,这对“红”、“白”色彩分明的作家却是兄弟。他们都出生在山东诸城相州镇,都在相州王氏私立小学接受过初级教育。相州王氏是琅琊王氏的后裔,历史渊源颇深,一直是当地有名望的封建贵族。王家当时遵循兄弟排行的家规,王愿坚与王意坚(姜贵)一支,以“坚”做名字的十五堂兄弟大排行,是第四代同一个祖爷爷的堂兄弟。王意坚(姜贵)排第七,王愿坚排第十四。“坚”属“土”字辈,王家一直按“金、水、木、火、土”的五行次序,“五辈一轮、十辈一转”来排,就是说一轮“辈”在中间、一轮“辈”就在最后,两轮就是十年再转换过来,因此,到“坚”这一辈,辈分是放在最后的。十五个“坚”字辈堂兄弟的名字最后一个字都是“坚”,而中间的都要带“心”字旁。他们的父辈则是“火”字辈、第三代的八兄弟大排行,姜贵嗣父王鸣韶(字契轩)行五,王鸣球(字翔千)行六,姜贵生父王鸣柯(字佩轩)行七,王愿坚父亲王鸣刚(字振千)行八。姜贵出生于1908年,王愿坚出生于1929年,大了王愿坚21岁,姜贵离开家乡时,王愿坚还没有出生,两人连面都没见过,如此说来,两兄弟没有直接交流与对抗的机会,是血缘与家族把他们连到了一起。
王氏兄弟两人各自走上的不同的人生道路都要从他们共同的家族说起,并且都是与一个人密切相关的,那就是山东的共产党之父、创始人之一,他们共同的六伯父王翔千。王翔千早年毕业于北京译学馆,学德语,姜贵的嗣父王鸣韶也是学德语的,因为那时山东是德国殖民地,学德语比较容易找到差使,却没想到他们学来了马克思。姜贵当年跟着六伯父王翔千在济南上学,从共产党创立之初就参加并目睹了他们的早期党内活动。姜贵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是同班同学,与这位六伯父的关系,姜贵在自传中曾作介绍:
但我在济南,也有痛苦。那些痛苦,都来自翔千六伯父,真个说来话长。他在弄一个什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每次开会,都命令我参加。在教育会,在大明湖上,在育英中学的会客室里,隔那么一两个星期,就有那么六七个人,开一次会。我从小所受的家庭教育是,长辈的命令绝对不可以违背。因此,六伯父教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期间绝无犹豫规避的余地。无奈我对这个会丝毫不感兴趣,每次只是坐听甚至听也不听。记得他们常谈乐口鲁丰纱厂,要在那里边发展组织。我从未发过言,也从未被派工作。看六伯父的意思,大约只是把我拉到里面见见场面,历炼一番,方便以观后效。有次在育英中学开会,一中同学邓恩铭站起来,郑重提议,要把我做成“党员”,六伯父立即予以否决,而且声色俱厉地斥责我不学好,‘一点不象你五大爷!’(五大爷为同盟会员,死于辛亥之役。他如不死,照六伯父的想法,他会干共产党。因此,他常痛恨五大爷之死,以为少了一个帮手。这笔糊涂帐,真是死无对证了。)
年幼的姜贵刚到济南读书,就是由伯父王翔千照应的,然而,他们之间关系却并不愉快,这些,都给幼年姜贵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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