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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取生辰纲》教学设计

难时,梁中书荐拔他于囚徒之中,使他在失望中重新看到希望;出于报恩的目的,他自然不会拒绝“恩相”委派的任务。况且封建时代的上下级关系,被打上人身依附的深深烙印;在“恩相”的荫庇下,也很难指望杨志能保持独立的人格尊严,对上司交办的任务能明辨是非、有所选择。更何况屡遭权势者轻忽的杨志,正需要一次完成艰巨任务的机会以证明自己;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搀杂着谋求保举的希冀。

    另一方面,作者让杨志执此鹰犬之役,恐怕还另有深意。追寻“智取生辰纲”故事的源头,我们发现在原始《水浒》故事中,杨志与生辰纲本无关联。在宋元话本《宣和遗事》中,“北京留守梁师宝”派去押送生辰纲的爪牙人物是“县尉马安国”。而杨志的经历在书中另有交代,他身为“指使”(制使),与其他十一位指使一同“搬运花石”,独自一人被困途中,因变卖宝刀而误伤人命;在发配路上为孙立等所救,一同去梁山落草。到了今本《水浒》中,杨志取代县尉马安国,成了押送生辰纲的主角,整个故事也变得更加丰富、生动。小说家作了这样大的改动,大概不仅是为了删掉马县尉这样的赘疣人物,使小说情节更加集中;也不是单纯为了增加押送者的分量,以反衬晁盖、吴用等人的聪明智慧。作者让武艺超群、志存高远的英雄后裔来取代一个小小县尉,执此鹰犬爪牙之役,这本身就是对统治者有眼无珠、作践人才的指斥,借此抒发作者久郁胸中的英雄沦落之悲,大才难用之叹!

  甲:您的话,使我想起晚明思想家李贽对《水浒》主题的阐释。他在《忠义水浒传序》中称:“《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而小说家所愤慨的,正是“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小德役(役使)大德,小贤役大贤”的不合理社会现状。杨志的遭遇,似可作如是观。

  乙:的确如此。杨志空有报国之志,可惜生不逢时,赶上了政治窳败、世道混沌的世道。靠着会踢两脚球而发迹的破落户子弟高俅,居然坐上殿帅府太尉的高位。他一上台就官报私仇,逼走王进、逼反林冲。

    杨志进京谋官之前,先在梁山脚下遇到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的林冲,这应是小说家的寓言之笔:在位的贤才尚且被高俅逼走天涯,杨志的前途,是可想而知的。

    貌似识才爱才的梁中书,比高俅好不到哪儿去。他提拔杨志,不是为国求贤,而是为自己网罗爪牙。因此他对杨志压根儿谈不上尊重与信任。金圣叹在《水浒传》第十五回回前总批中反复陈说:梁中书派老都管及虞候协同杨志押送生辰纲,实则是对杨志不放心,“视杨志过轻,视十万过重”,生怕杨志监守自盗、半路对十万贯财宝“动心”。杨志的悲哀也正在这里:“堂堂一表、凛凛一躯,自小学成十八般武艺在身”的将门之后,不仅要受制于蔡太师的奴才梁中书,更要受制于奴才的奴才‘老都管’”!虎落平阳,英雄末路,人才贬值的悲剧,至此达到了极致!在小说中,杨志是“天暗星”临凡;他绰号青面兽,“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记”,给人满面晦气的印象。可知作者是把杨志当作悲剧英雄来塑造的。读“智取生辰纲”至老都管喝骂“量你是个遭死的军人”“比得芥菜子大小的官职”等语,可以感觉到作者下笔时,一定是感慨悲愤,眼噙同情之泪的。

  甲:以前读“智取生辰纲”也曾有过疑虑:若说杨志是负面人物,作者却将其置于核心位置重点描摹,行文中也很难看出有何贬抑、损毁的倾向。相反,杨志才干过人,有着丰富的江湖经验,对局势判断准确无误,应对计划也周至细密、无懈可击。若非毫无见识又妄自尊大的老都管破坏他的威信、打乱他的部署,吴用的计策再高明,恐怕也奈何他不得。

  乙:是啊。有人认为渲染杨志的才干,是为了反衬吴用的高明,不能排除作者确有这样的意图。不过说到底,导致杨志失败的主要因素来自内部。如你所说,杨志是久惯江湖的行家里手,老都管却是“城市里人,生长在相府里”。然而这位“外行”偏要指手画脚领导“内行”,最终导致生辰纲的失陷。不过想一想,治军外行的高俅却可以决定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林冲的命运,又可以毫无理由地将杨志赶出殿帅府;可见外行领导内行、排斥内行,原是封建体制下统治者对待人才的常态。这也就是李贽所说的“小贤役大贤,小德役大德”吧。因此,为怀才不遇者鸣不平,替报国无门的英雄感慨悲叹,不仅是“智取生辰纲”的主题,竟又是整部《水浒传》的主题了。

  甲: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水浒》作者在创作“智取生辰纲”时,仅仅利用了《宣和遗事》“马县尉失陷生辰纲”的故事框架;至于人物和思想,则被作者赋予新的意义,从而大大增强了小说的社会批判力度。若仅仅视为对杨志个人品质的讥刺与否定,则无疑是曲解了作者的用意,辜负了他的一片创作苦心。

  乙:我同意你的看法。顺带提到,《宣和遗事》中的“马县尉失落生辰纲”关目,其实也还有其原型。南宋洪迈的《夷坚志》中,有一则《燕仆曹一》的故事,应即此段情节的最初故事原型,引录如下:舒州民燕五,在市煎货糍饵。淳熙十六年四月,一男子自通为曹一,求备舂粉使令之役,衣饭外不请工钱,燕留之为仆。小心祗恪,颐指如意。虽令干置它事,悉皆尽力。凡四年,晓夕如一。郡人皆以为未尝见店铺众仆厮若是其谨者。一夜已寝,外有十数人敲门,称来就曹一索命:“我辈根寻他四年于此矣,今日须将命还我!”曹当时颤惧,亟告主人云:“其实府差罪过,不敢有隐。昨经过连州,见有十二商客,所赍颇厚,因诈作提茶人,就山冈上倾茶与吃,而和药于中,皆困倒不醒,即杀之。而拣取金银北还。今埋在本州宿松石桥下。若蒙相救,当尽以答谢。”燕五大骇曰:“十二人同行,尚被汝坏了,何况我家只六口,又多幼小。早知汝行止如此,那敢相留?既冤债临门,岂能奉救?”俄闻门外言:“燕五哥此说极是。”已而门自开,众鬼摔曾一去。(《夷坚三志》己卷四)你瞧,“智取生辰纲”故事的要点,在这段材料中全都具备了。

  甲:二者的确有不少相似点。首先,被害者的身份都是携货甚丰的商人(自然,《水浒》中的商人是杨志等人假扮的)。其次,二者又都是以少敌多:《夷坚志》中是曹一独自对付十二位商客,《水浒》则是晁盖等八人对付杨志等十五人。其三,作案地点都是在便于下手的山冈荒僻处。其四,全都以贩卖饮料为下手契机,不过有提茶、卖酒的区别而已。

  乙:一点不错。此外二者也有不同之处。如《夷坚志》中的曹一纯是杀人恶魔,为“所赍颇厚”的一宗财货残杀了十数条性命,如此罪行令人发指,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十恶不赦的。“水浒”故事则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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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施耐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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