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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游褒禅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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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这个“妙”，我们现在看来就莫名其妙。宋儒的因事见理，不只常见于文，而且有时见于诗。例如也是刚引过的朱熹，写过一首《观书有感》，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还有一首，题目是《泛舟》，诗云：“昨夜江边春水生，艨艟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源头活水”，“中流自在”，显然都是禅语，表面言事而实际是讲道理。这样的诗，王荆公也偶一为之，如《登飞来峰》云：“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显然也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荆公不是理学家，他志在救国救民，要“行”；理学家则醉心于“思”，思太极、阴阳等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想入非非。这是一面。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荆公虽然是大政治家，于学却无所不通。文章和诗词，在宋朝都是第一流。旁至于理学、佛学，他不只是通，而是精通。他写过《原性》《性说》等文章，而且自信为前无古人。他还作过《楞严经疏解》，也自信为成一家言。因此，我有时想，杰出如王荆公，在学问文章方面，或者也不免沾染一些时代的风气；如果这个猜想还有些道理，则这篇游记用了因事见理的写法（不是“人”的“思想”，是“文章”的“写法”）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写的另一个由来是作者的为人。荆公的为人，大家都很熟悉，才高，志大，有见识，有魄力，无论是治学还是建功立业，都要求登峰造极。他的《忆昨诗示诸外弟》里有句云：“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游褒禅山记》是三十四岁所作，他拜相在五十一岁，这篇游记中的大议论，正是壮志未酬的真实反映。写此文之后的十几年，他掌政了，果然就象文中所说，“尽吾志也”，“可以无悔矣”。总观他的一生，变法；训释《诗》《书》《周礼》，成《三经新义》，颁之学官；黜《春秋》，说它是断烂朝报；著《原性》之类的论文，不只驳杨朱、韩愈，而且驳孟子、荀子（杂文《读孟尝君传》驳世人皆称孟尝君能得士，而说孟尝君是鸡鸣狗盗之雄，也属于这一类）；创诗词集句，开后代集句的风气；等等：可以说件件（至少主观上）是登峰造极。无怪乎《宋史》说他：“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性强忮，遇事无可否，自信所见，执意不回。”象这样的为人，在游记中发一些不甘于“夷以近”的大议论，正是不足为奇了。
最后谈谈这样不同常格的写法，我们究应如何评价的问题。这显然是个难题，因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说我自己的看法，是大有可取。理由有三：一，这类变格也是古已有之。例如《史记·汲郑列传》的“赞”曰：“夫以汲黯之贤，有势则宾客十倍，无势则否，况众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翟公复为廷尉，宾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门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汲郑亦云，悲夫！”应该评论汲郑二人的功业而专说世态炎凉，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变格。又如曹操《祀桥太尉文》中有这样几句：“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庄语之中忽而插入玩笑话，这也是变格。还有变得更厉害的，如韩愈的《送孟东野序》，通篇大谈其不平之鸣，说到孟东野只寥寥几句。即此可证，变格也未尝不可，有时甚至更好。二，古已有之是旁证，更重要的理由是，就《游褒禅山记》说，这样写效果更好，因为因事见理，则玄远化为切近，读者更容易悟入，换句话说，就更容易说服人。三，从文章作法方面考虑，变格的灵活性也有教育意义。俗话说，文无定法。从读者方面说，我们更应该尊重作者的自由。某一个主题，或某一点点意思，可以用这个体裁表现，也可以用那个体裁表现。体裁确定之后，次序，组织，甚至措辞，也可以千变万化。小题可以大作，大题可以小作，还可以连类而及，声东击西，等等。当然，变要有变的规矩，不能随笔乱写。规矩是什么？无非是不离主题，能够同样或更好地达到写作的目的，所谓万变不离其宗。这个道理容易说，也不难理解，不过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尤其是千篇一调的文风正在风靡一世的时候。练笔自然不可少，而知道如何能不陷入流行八股的泥塘，也同样是重要的。就这一点说，王荆公这篇不同流俗的文章也是值得我们深入体会的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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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作者：王安石 作品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资料原文赏析 在线阅读
读《游褒禅山记》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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