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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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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 在封建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实质上是封建等级压迫的一种形式，是社会阶级压迫在两性关系上的反映。曹雪芹作为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卓越的思想家，作为一个具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伟大的艺术家，他一方面敏锐地感到这种压迫与不平等的存在及其不合理性，另方面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又不可能懂得阶级分析法，当然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这种压迫与不平等的社会实质，因此当他进行艺术构思时便首先在男女之间划条界线，把他笔下的社会生活划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是居于中心统治地位的男子，一是处于卑弱地位横遭损害的少女。并从而通过贾宝玉的口，表达了自己的爱憎：“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这种建立在对男性贬斥上的对女性的颂扬似乎是荒诞的，实际上却是在通过对男权的否定进而否定以男性贵族居中心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合理性，并不仅仅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伦理道德的一种反叛。可生活是复杂的，不少女孩子，就其客观社会地位而言，她们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蒙受着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也是受损害者，但就其主观思想与政治态度而言，却是封建主义的积极维护者，又在为虎作伥。由于这类人物的客观社会地位与主观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着这种对立性的矛盾，这就决定了作者对她们的爱憎褒贬以及表现手法上的复杂性。薛宝钗与袭人就是如此。
作为一个女孩子，薛宝钗也承受着封建礼法的重压，命运也不能自主，也是个被损害者。作者首先是同情她，而且大大的同情。她像大观园中所有的女孩子一样，也是个“有命无运”的人，作者也把她归人到“薄命司”的册子里去。她爱贾宝玉，却不敢忤逆周围的环境，只敢躲躲闪闪地表达自己的感情。她实际上是条釜底游鱼，却把沸水当作浪花，处处迎上去，想从中获得福祉。“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曹雪芹把自己用血泪培植起来的作品称为“悲金悼玉”的《红楼梦》，也可见作者对她同情之深。
作者不只同情薛宝钗，还大大的赞美她，一赞美她的才，二赞美她的貌。她十分博学，诸子百家无所不知，唐诗宋词元人百种无所不通，甚至但凡书上提及的草木之名也无所不晓，致使史湘云甘拜下风，佩服她“知道的竟多”。艺术造诣又深，或三言两语，或侃侃而谈，无不鞭僻人理，作者的不少艺术见解就是通过她的口来表述的。至于诗才之敏捷，足与林黛玉媲美，笔挥海棠诗，讽和螃蟹咏，案翻柳絮词，博得众口交誉。谈到容貌，“比黛玉另具一种妩媚风流”──不，是“艳冠群芳”，曾使贾宝玉羡慕得发呆。要之，倘若以“才貌”二字来要求，应该说她是个完人。作者对她的赞美之情，可谓是溢于纸表。
作者大大的同情她和赞美她，并不是因为别的，主要就是因为她是个“女子”，尤其是个少女。作者并不是把她作为孤立的个人，而是把她当作大观园里众多女孩子中的一分子来同情她和赞美她的。她的博学多才正与居中心统治地位的“须眉浊物”之不学无术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藉以肯定处于社会卑弱地位的“女儿”，否定作威作福的“男子”。从而突显出男权的种种不合理性。
作者渲染她的“才”，描绘她的“貌”，主要不是为了别的，乃是为了更好地批判她的“德”，否定她的“德”：“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人了国贼禄鬼之流。”才貌的美，正衬出品德的丑。越美越使人钦羡，就越丑越刺人眼目，对照越强烈，批判也就越集中了。
这种赞美与批判，肯定与否定，不是平行的，而是交融的，亦即往往是以所谓一叩双响的情节来表现的。比如第十八回，写薛宝钗讲“绿腊”一典的出处。宝玉奉元春之命以“怡红院”为题赋诗，起草内有句云“绿玉春犹卷”。宝钗瞥见，便急忙悄推宝玉道：“他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改了‘怡红快绿’；你这会子偏用‘绿玉’二字，岂不是有意和他争驰了？况且蕉叶之说也颇多，再想一个字改了罢。”宝玉道：“我这会子总想不起什么典故出处来。”宝钗咂嘴道：“唐钱翊咏芭蕉诗头一句：‘冷烛无烟绿蜡乾’，你都忘了不成？”宝玉听了，遂把“绿玉”的“玉”字改作“蜡”，并笑道：“真可谓‘一字师’了。从此后我只叫你师父，再不叫姐姐了。”宝钗亦悄悄地笑道：“还不快作上去，只管姐姐妹妹的。谁是你姐姐？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你又认我这姐姐来了。，’这里，作者既大力赞扬了她学识的广博，连“杂学旁收”的贾宝玉也望尘莫及；同时也狠狠地批判了她的富贵心和曲意奉人的卑劣品格。又如第二十七回，写“滴翠亭杨妃戏彩蝶”。芒种节那天，宝钗去找黛玉祭饯花神，见宝玉进了潇湘馆，便回身寻别的姊妹去。忽见前面一双玉色蝴蝶，大如团扇，一上一下迎风翩跹，遂向袖中取出扇子来拍，穿花度柳，蹑手蹑脚的，一直跟到滴翠亭上。只听亭里嘁嘁喳喳有人说话，便煞住脚往里细听，听出其中一个是宝玉房里的红玉。正听着，突然红玉叫把隔子推开，以免有人在外头偷听。宝钗不由心中吃惊，想道：“他素昔眼空心大，是个头等刁钻古怪的东西。今儿我听了他的短儿，一时人急造反，狗急跳墙，不但生事，而且我还没趣。”料已躲不及了，于是便“使个‘金蝉脱壳’的法子”──“故意放重了脚步，笑着叫道‘颦儿，我看你往那里藏！’……那亭内的红玉、坠儿刚一推窗，只听宝钗如此说着往前赶，两个人都唬怔了。”这里，作者一面以水亭拍蝶的画面来突出她的外貌的美，一面又无情地批判了她的“金蝉脱壳”，嫁祸于人的鄙劣德性。再如第二十九回，写王熙风邀薛宝钗去清虚观看戏，她怕热不去；一眨眼，贾母要她去，她答应了。这里，作者批判了她的看人行事，也同情着她的答应贾母是不得已。”
这种批判不是孤立进行的，亦即并没有停留在仅仅是对薛宝钗个人的“德”的批判上。作者始终没有把她当作个小丑，当作个怙恶不悛的坏人。相反地，作者对她的“德”的揭示，倒是采取“明镜照物，妍媸必露”的态度。说得明确一点，就是并没有把她的“德”写成“恶”字的标本，也写出了善的一面。比如，在夏金桂和香菱的关系上，她反对夏金桂对香菱的虐待。尽管我们可以把这看成她是出于对婢妾制本身的维护；然而她把香菱带进大观园与自己为伴，在客观上毕竟对香菱是起着一种保护作用。比如，在邢夫人和邢岫烟的关系上，她同情邢岫烟；在邢岫烟和薛蝌的婚事上，她极力成全。尽管我何以把这看成她是出于加强贾薛二府之间的联盟；然而她对寒素之士邢岫烟的关心和照顾，还是应该予以肯定。再比如，她协助探春理家时的“小惠全大体”。尽管我们可以把这看成她是出于想安定贾府的封建秩序以利于贾府的生存和发展；然而较之土豪劣绅们对劳动人民的经济压榨，不能不说是一种较比开明的政策。在此，不难看出，她的“德”中的恶与善是一种辩证的统一。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其所以然，就在于她的对立面不是社会上的土豪劣绅，而是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贾宝玉和林黛玉。在她与宝黛的尖锐对立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德”中的恶，不是恶在别的，主要是恶在她的政治上的“停机德”和思想上的巧妙的利己主义。这二者是作者所赋予的她的思想性格的质的规定性。这二者既符合薛府也符合贾府家世利益的需要。这二者在时人心目中是见怪不怪；特别是“停机德”，在时人看来乃是女子的一种“美德”。其所以然，除了现实的原因以外，便是由于封建文化对社会的长期毒害。作者敏锐地感觉到这一点。借用贾宝玉的“呆话”来说，就是：“这总是前人无故生事，立盲竖辞，原为导后世的须眉浊物。不想我生不幸，亦且琼闺绣阁中亦染此风，真真有负天地钟灵毓秀之德！”这样，作者就从对于薛宝钗的批判中，有力地攻击了封建主义的文化、政治和思想。
批判中寄于一定的同情，赞赏中给予一定的贬谪，又爱她，又恨她，但基本上是恨而不是爱，这就是作者对薛宝钗的基本态度。
这种态度，就其内核来说，不仅反映了作者对本阶级的无比憎恶，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不只不能与本阶级划清思想界限，而且在感情上仍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对薛宝钗的美貌才华的过多赞美和欣赏，正是这种联系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直”写薛宝钗的长处，“曲”写薛宝钗的短处，“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让形象自身来说话，这就是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所用的主要笔法：皮里阳秋。这在写作上，应该说是一种严肃的现实主义态度。由于形象本身、由于作者的主观态度、由于表现手法上的复杂性；由于作者自身还存在着较为浓厚的封建意识，不能对薛宝钗作彻底的批判，反存在着某种惋惜的心理；也由于不少读者各执一隅之见，欲拟万端之变，不能披文以人情，沿波而讨源，因此历来就有拥薛与反薛之争。最典型的是：清人邹搜尊林抑薛，其挚友许伯谦尊薛抑林，二人“论此书，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而毓仙排解之，于是两人誓不共谈《红楼》”。现在公然尊薛抑林的人虽则少了，或没有了，但对薛宝钗的看法仍很分歧。归纳起来有两派，一派认为薛宝钗是个典型的封建淑女，是封建道德的虔诚信徒；一派则认为薛宝钗根本就不是什么封建淑女，而是一个典型的女市侩。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它的合理成分，也都有点偏颇。为了便于阐述我个人的浅见，我大胆地杜撰了一个名词：薛宝钗性格。
那么，什么是“薛宝钗性格”呢？简言之：貌似温柔，内实虚伪；看来敦厚，实很奸险；随时而不安分。或者说：封建淑女其表，市侩主义其里。
温柔敦厚是薛宝钗性格的外露特征。总凡一切封建礼教，她都拥护，并且时刻不忘用以影响周围的人。
地主阶级要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就必须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青年一代，培养符合本阶级利益需要的知识分子，吸引他们关心并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与此相应的，就是以“停机德”作为女子的美德，宣扬“夫贵妻荣”思想。地主阶级用以牢笼士子，统制文化，禁锢思想，腐蚀人心的办法又是多种多样的，而八股制艺制度则是明清反动统治者所用的主要办法。薛宝钗热中于功名富贵，把自己的希望与年青人的出路完全寄托于封建统治阶级，强调“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以“仕途经济”规箴贾宝玉，要他攻读时文，“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不要“在内帏厮混”，应该“在外头大事上做工夫”，见宝玉不听，就冷冷地旁敲侧击，说他是“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这足以说明她对封建政治是由衷地拥护与支持的。
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社会规范。如不严格遵守这一准则，就意味着对封建秩序的破坏。反映在两性关系上就是要求女子绝对处于男性的附庸地位，承认夫权的压迫是天经地义的。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甘于卑，立于弱。这实际上是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在两性关系上的集中反映。薛宝钗四处宣扬这种奴隶哲学。她对黛玉说：“自古道女子无才便是德，总以贞静为主，女工还是第二种。其余诗词，不过是闺中游戏，原可以会，可以不会。咱们这样人家的姑娘，倒不要这样才华的名誉”；“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她还反对湘云与香菱谈诗，说：“我实在聒噪的受不得了。一个女孩儿家，只管拿着诗作正经事讲起来，叫有学问的人听了，反笑话说不守本分的。”平素她也“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听其言，观其人前行止，似堪当封建淑女的楷范。
照《清朝文献通考》记载：“历来满洲风俗，尊卑上下，秩然整肃，最严主仆之分”。严到什么程度呢？冥飞等《古今小说评林》引《阅微草堂笔记》说：“尹文端继善之母张氏妾也，乾隆帝封为一品夫人，文端之父操杖大诟其子，张夫人跪求乃免。”“盖妾本以婢蓄，身分自低”。这种“最严主仆之分”，就是要奴隶们五条件地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把他们加在自己身上的重重压迫和剥削当作天经地义的事情。它是封建统治赖以巩固的重要条件。宝玉对茗烟，黛玉对紫鹃，可以说是亲密无间，没有多大的主奴界限。这对封建等级制度实在是个严重的叛逆。宝钗则不然，主奴观念在她的思想意识中是根深蒂固的。她认为主子的需要就是奴隶的志愿，逆来顺受就是奴隶应有的生活方式，除此以外，奴隶不应有什么独立的意志、人格；否则，便有负于主子的恩典。贾琏与王熙风吵架，“两口子不好对打，都拿着平儿煞性子。”“打的平儿有冤无处诉，只气得干哭”。宝钗竟这样劝平儿：“你是个明白人，素日凤丫头何等待你，今儿不过他多吃一口酒。他可不拿你出气，难道倒拿别人出气不成？别人又笑话他吃醉了。你只管这会子委曲，素日你的好处岂不都是假的了？”这与贾母是一个腔调。贾母叫琥珀：“你出去告诉平儿，就说我的话：我知道他受了委曲，明儿我叫凤姐儿替赔不是。今儿是他主子的好日子，不许他胡闹。”这与宝玉的态度恰成鲜明的对照：“思及贾琏惟知以淫乐悦己，并不知作养脂粉。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二人。贾琏之俗，凤姐之威，他竟能周全妥贴，今儿还遭荼毒，想来此人薄命比黛玉犹甚。想到此间……不觉凄然泪下。”一是为地主阶级作辩护，积极地维护等级制度；一是为弱小者鸣不平，愤怒地诅咒等级制度。对比之下，就更明显了。
薛宝钗的处世哲学是“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这实质上是儒家的中庸之道与明哲保身哲学的变形。反映在待人接物上，用脂批的话来说，就是喜怒不形于色──与人“不疏不亲，不远不近。可厌之人，亦未见冷淡之态形诸声色；可喜之人亦未见醴密之情形诸声色”。这种哲学的客观影响和主观作用，不只磨损了年轻一代的棱角，而且模糊了他们前进的方向，要人们随遇而安。它是封建统治阶级用以拉拢人、分化异己、维护现存秩序，从而巩固自己统治的得力工具。薛宝钗从“不妄言轻动”，即使在颇为尴尬的场合，也能容忍自如。有次贾宝玉对她下逐客令，叫她还是去陪贾母抹抹骨牌，她也只是笑笑：“‘我是为抹骨牌才来吗？’说着，便走了。”她待人无所厚薄，送礼也送赵姨娘一分，使赵姨娘受宠若惊，称谢不已。心想：“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他哥哥能带了多少东西来？他挨门儿送到，并不遗漏一处，也不露出谁薄谁厚。连我们这样没时运的，他都想到了；若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赵姨娘一生只称赞过两个人，一是马道婆，一个就是她薛宝钗。赵姨娘对她的赞美，就是作者对她处世哲学的讽刺。然而却正因为她具有这种“涵养”，她生活在尔虞我诈的贾府，才能如鱼得水。
薛宝钗浑身理学气，在她的言谈中诗词只是“玩物”，而“玩物’’是要“丧志”的。强调“做诗”不只不是女儿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她所说的“书”，显然是指儒家的经典和时文，主要是后者。只有它，才是进身仕途的“敲门砖”。这与当时的老生宿儒是一个口吻。照章学诚的《答沈枫墀论学书》说，自雍正初年至乾隆十几年的时候，八股风气炽盛，宿儒们竟至将通经服古看成“杂学”，将诗和古文辞称做“杂作”，谓士子不会作时文八股便不能算“通”。宝钗虽则对当时腐败的官场也有一定的不满，反映为深以不见“读书明理，辅国治民”之士为憾，并不无感叹地说：男人们“读了书倒更坏了”。然而却认为：“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说得“不偏不倚”，似乎公平有理，可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这是书误了他”，是说“读书不明理，……不如不读书的好”。所谓“可惜他也把书糟踏了”，是说“书”本身是好的，人不好，歪曲了“书”的意旨。可见，二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强调“理’’的正确性。这个“理”，实即指“天理”，亦即三纲五常。这种观点，正与董仲舒所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精神相吻合。黛玉读《西厢记》，“但觉词句警人，余香满口”，“心内还默默记诵”；从来没有劝宝玉“留意于孔盂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宝玉说《西厢记》“真是好文章”；后来“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而联系到他对“大丈夫死名死节”的非议，又可以看出他对“四书”实际上也是抱怀疑和否定的态度。两相对比，一个全盘肯定封建主义文化，积极排斥传统文化中带有民主性的词曲；一个却能动地继承以往文化中的民主性传统，对封建主义文化予以大胆地否定或怀疑，就显得特别明显。
薛宝钗不爱花儿粉儿，衣着与日用异乎寻常的朴素和节俭，举止娴雅，端庄大方，“闲来只以针黹为事”，也确是一种“淑女”风度。
如此说来，薛宝钗当是个典型的封建淑女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透过她温文尔雅的外表，我们又看到了一颗跃跃欲试的、封建利己主义的野心。她的思想很复杂，不是封建礼教的虔诚信徒，不是封建淑女的典型。何以见得？这就要深人人物的内心世界看问题了。
温柔敦厚是薛宝钗性格的外露特征；市侩主义是薛宝钗性格的内在特质。二者血肉相联，苟有取舍，决非薛宝钗性格。
总凡一切封建礼教，薛宝钗都积极地宣扬，然而她自己却并不完全信从。她的言行并不统一。她要的是别人绝对的遵守；而她．自己，对她有利，则把它作为行动的规范，对她无利，则阳奉阴违。
她满口“女子无才便是德”，却处处以才学耀人，并想似此博取宝玉的钦佩与欢心。这在书中不胜枚举。贾母为她做生日，让她点戏。她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见宝玉不感兴趣，以为此戏很热闹，便笑道：“要说这一出热闹，你还算不知戏呢。你过来，我告诉你，这一出戏热闹不热闹。──是一套 ［北点绛唇］，铿锵顿挫，韵律不用说是好的了；只那词藻中有一支［寄生草］，填的极妙，你何曾知道。”接着，还洋洋自得地背了一遍，使“宝玉听了，喜的拍膝画圈，称赏不已，又赞宝钗无书不知。”她反对香菱学诗，也反对湘云与香菱论诗；可她自己却不仅工于诗，历次涛社都要一显自己的才华，还精于画论，借惜春绘画事侃侃而谈以炫耀自己学识的渊博。她不只一本正经地教训黛玉，叫黛玉不要看那些“杂书”以免“移了性情”，还矢口咬定宝琴的《蒲东寺怀古》与《梅花观怀古》“无考”，说什么“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实际上呢，她自己是倒背《西厢记》和《牡丹亭》如流水。让咱们看一看她的自画招供吧：“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从小七八岁上也够个人缠的。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先时人口多，姊妹弟兄都在一处，都怕看正经书。弟兄们也有爱诗的，也有爱词的，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怕看正经书”，背着人偷看“杂书”：这难道是封建淑女的行径？
那么，能否说这仅仅是她年幼时的行径，由于“后来大人知道了，打的打，骂的骂”，遂使她成长为一个封建淑女呢？那就应该再看其他的事实。
她满口“三从四德”，却暗中追求宝玉；她见识过人，观察敏锐，深知宝黛只有暗自爱恋的自由，而无婚姻的自主；深知宝黛之间的感情就像“油里调蜜”，要是露声干预，必然会招来宝玉对自己最大的厌恶，因此，暗中窥探，佯装不知，随事态发展而看眼色行事，千方百计地讨好宝玉婚姻的主宰──贾母的欢心。她对宝玉，好像是相当的疏远，实质上这是求近之远。若即若离，若亲若疏，就是她向宝玉表露自己感情的最好方式。她对黛玉，则尽量避免公开的、正面的冲突，因为黛玉毕竟是老太太面上的人。但是，出自喷泉的总只能是水，而不能是血。只因为宝钗的思想深处渗透了封建社会的毒汁，而黛玉却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无论是在婚事上，还是思想上，彼此均处于对立的状态，所以宝钗的言行，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不论是好心，还是恶意，其结果总是对黛玉不利。“水亭拍蝶”不必说，就拿给黛玉送燕窝来说吧，贾母知道后断不会让自己的外甥女去吃客居于府的亲戚家的燕窝，别无善策，只好供应，可当时贾府的经济状况已是卯年银子寅年用，所以不谈别的，单从经济上来说，娶一个每天需吃一两上等燕窝的孙子媳妇，恐怕也实在是力不从心。然而，宝钗却以此猎取了黛玉的信任。一位旧红学家曾经指出：“宝钗其奸雄之毒者乎！其于颦卿，则教之怜之，推情格外，以固结之。诚知与贾母之亲则不若黛玉，与宝玉之密又不若黛玉，惟故作雍容和厚之度，以邀时誉，而后谋成志遂，使颦卿死而不恨。吁可畏哉！”我认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不能因为是旧红学家的论断而弃之如敝履。尽管说宝钗是“奸雄之毒者”，仿佛“金玉良缘”之说渲为现实全然是她个人的“谋成志遂”，言之太过，我并不赞成。重要的是：一个少女在暗中追求一个男子，又怎么能说她是封建礼教的忠实信奉者？
“淑女”论者认为宝钗并没有“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争夺宝玉”。她对宝玉只有爱悦之意而无追求之心。因为“按照她所信奉的封建道德，她不但不能自己选择男子，而且也决不容许像林黛玉那样曲折地痛苦地表现自己的感情”。“我们只能说薛宝钗是一个忠实地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特别是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给妇女们所规定的那些奴隶道德，并且诚恳地以她的言行来符合它们的要求和标准的人，因而她好像是自然地做到了‘四德’具备”。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并且它直接涉及薛宝钗的性格：是封建淑女的典型呢，还是其它？故而有详谈的必要。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告诉我们：“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那么，事实又究竟是怎样呢？
其一，薛宝钗小恙梨香院，宝玉去看她。她让宝玉在炕沿上坐了，笑道：“成日家说你的这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我今儿倒要瞧瞧。”说着便挪近前来。宝玉亦凑了上去，从项上摘了下来，递在宝钗手内。宝钗看毕，又从新翻过正面来细看，口内念道：“莫失莫忘，仙寿恒昌。”念了两遍，乃回头向莺儿笑道：“你不去倒茶，也在这里发呆作什么？”莺儿嘻嘻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看毕，又从新翻过正面来细看”，并且还“念了两遍”，足见宝钗至少是看过了三遍五。莺儿正是从她的“念”中听出“莫失莫忘，仙寿恒昌”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的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的。宝钗是个聪敏人，不是个傻大姐，当她看了一遍后是否已经想到玉上的两句话正好与自己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足见她并不是个标准的封建淑女。不待说，“淑女”是羞于出口的，而她竟念出来，并且念了两遍。或因忘情，或是“装愚”，故意念给莺儿听，企图借她的口以说出自己心里的话，不管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移了性情”。而以后者的可能性为最大，因为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她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很世故，我们不能以一般天真烂漫的小姑娘来衡量她的内心活动。要特别注意的是：宝黛的初恋阶段是从这一回开始的，宝黛钗三者之间的纠葛是从这一回显露的。是故，这一回的回目，庚辰本上是：“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探宝钗黛玉半含酸。”甲戌本留有回前诗，题曰：“古鼎新烹凤髓香，那堪翠斝贮琼浆。莫言绮縠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朗。”作者如此提出问题，岂不发人深思？
其二，元春端午赏赐给宝钗的节礼独与宝玉一样，均有两串红麝香珠。宝玉感到纳闷，问袭人：“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罢？”别以为这是“呆话”，从封建礼法来看，元春这么做，确实耐人寻味。或者是归省时看中了宝钗，藉此以示意贾母和王夫人与薛府结成秦晋之好？或者是知道贾母和王夫人在宝玉婚姻问题上的意向，借此以体恤亲长之情？无论如何至少在客观上是有利于“金玉良缘”之说。问题是：宝钗怎么看的？书里写得很清楚：“宝钗因往日母亲对王夫人等曾提‘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等语，所以总远着宝玉。昨儿见元春所赐的东西，独他与宝玉一样，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可见她是作过揣测的，认为这是对贾薛二府应结成秦晋的示意。曾有人指出：“宝钗雅好朴素，谢绝雕饰，独沉甸甸日悬一锁于胸前，是插标出售不误主顾之招牌也，取巧之道也。”说得虽过于尖刻，然不无道理。一个“雅好朴素，谢绝雕饰”的人，面对红麝香珠，猜度着元妃的用意，不由“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却不置之于匣，反在大热天里笼之于腕，出人人前：你道此人有意思没意思！倘说此乃出于对元妃的尊重不得已而笼之，那么，元妃赏给她的节礼中还有黛玉也有的上等宫扇，正好可以纳凉，她又为什么不随身携带呢？足见宝钗的腕笼红麝香珠与项戴金锁是一个用意，就是想藉以说明“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这岂是“封建社会的循规蹈矩的少女”所能做得出来的？这一回的回目，庚辰本等均是：“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茜香罗和红麝串分别暗伏蒋玉菡与花袭人、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合；说明宝玉的爱情悲剧与婚姻悲剧的种子已在这一回里正式埋下。回目中着一“羞”字，则画龙点睛式地写出了宝钗她笼红麝串时的心理。难道不是这样吗？
其三，宝钗静慎安详，从容大雅，望之如春，有方家言谈举止，可也有失态的时候。宝玉大承笞挞那天，宝钗前往送药，见宝玉“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了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低下头来。”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难怪“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竟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假若认为这并不足以说明宝钗对宝玉是有儿女私情，那就让我们再看一个场面。宝钗到怡红院，“意欲寻宝玉谈讲以解午倦”。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着在床上”。袭人坐在宝玉身旁做针线，旁边放着蝇帚子。宝钗问是给谁做的活计，袭人往床上努努嘴。袭人感到脖子低的怪酸的，想出去走走，要宝钗略坐一坐。宝钗“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究竟是什么活计使宝钗感到？实在可爱”，以致爱得到了忘情的地步呢？是宝玉的“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这不是偶然的。其兄呆霸王薛蟠曾当面揭过她的底：“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和我说你有金，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所辰本等均是：“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茜香罗和红麝串分别暗伏蒋玉菡与花袭人、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合；说明宝玉的爱情悲剧与婚姻悲剧的种子已在这一回里正式埋下。回目中着一“羞”字，则画龙点睛式地写出了宝钗她笼红麝串时的心理。难道不是这样吗？
其三，宝钗静慎安详，从容大雅，望之如春，有方家言谈举止，可也有失态的时候。宝玉大承笞挞那天，宝钗前往送药，见宝玉“睁开眼说话，不像先时，心中也宽慰了些，便点头叹道：‘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了，不觉的就红了脸，低下头来。”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难怪“宝玉听得这话如此亲切稠密，竟大有深意／忽见他又咽住不往下说，红了脸低下头只管弄衣带，那一种娇羞怯怯非可形容得出者，不觉心中大畅，将疼痛早丢在九霄云外”。假若认为这并不足以说明宝钗对宝玉是有儿女私情，那就让我们再看一个场面。宝钗到怡红院，“意欲寻宝玉谈讲以解午倦”。宝玉“穿着银红纱衫子，随便睡着在床上”。袭人坐在宝玉身旁做针线，旁边放着蝇帚子。宝钗问是给谁做的活计，袭人往床上努努嘴。袭人感到脖子低的怪酸的，想出去走走，要宝钗略坐一坐。宝钗“只顾看着活计，便不留心一蹲身，刚刚的也坐在袭人方才坐的所在，因又见那活计实在可爱，不由的拿起针来替他代刺。”究竟是什么活计使宝钗感到？实在可爱”，以致爱得到了忘情的地步呢？是宝玉的“白绫红里的兜肚，上面扎着鸳鸯戏莲的花样”。这不是偶然的。其兄呆霸王薛蟠曾当面揭过她的底：“我早知道你的心了。从先妈和我说你有金，要拣有玉的才可正配，你留了心，见宝玉有那劳什骨子，你自然如今行动护着他。”所以。我同意话石主人的看法：宝钗“自奇缘识锁，宫赏两同，遂有儿女之私。虽务为持重，而送丸药显露情言，绣鸳鸯难云无意。”
其四，在日常生活中，“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是薛宝钗的处世态度。可她对宝玉的人生道路问题，不只是“开口”或不“开口”，简直是憋不住气，非顽强地规劝他攀登仕途不可，仿佛不说，就会憋死似的，你说怪不？宝玉向她端出闭门羹，她却吃得似乎津津有味。宝玉急了，提起无形的蘸灰大笔，往她鼻上一抹：“国贼禄鬼”，而她擦擦鼻子，还是照旧“见机导劝”。香菱学诗，学得“茶饭无心，坐卧不定”。宝玉笑道：“这正是‘地灵人杰’，老天生人再不虚赋情性的。”宝钗笑道：“你能够像他这苦心就好了，学什么有个不成的！”这个罕言寡语的少女，竟如此饶舌，怎么解释呢？仅仅是因为她是一个封建淑女，出乎“卫道”么，长嫂为母，古有成训，李纨为什么不硬劝他呢？一个典型的封建淑女？迎春和探春为什么不规劝他们都不是封建淑女？难道她们的亲缘关系反不及宝口快的史湘云，虽则也曾劝过他，教他“谈讲谈讲仕而为什么一尝闭门羹即止，而从木像“冷香丸”似的宝钗那么热心呢？唯一正确的回答，就是“关了己事”。薛宝钗既把贾宝玉作为自己理想中的“青云”，那么他的命运也就是自己的命运。将来她能不能享受荣华富贵，当上诰命夫人，将来贾薛两府的门楣是兴是衰，就决定宝玉他愿不愿走仕途经济的道路，这教她能不操心，能不开口吗？
其五，从全书的艺术结构上看，作者的确是有意识地把“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的对立放在中心地位。宝钗与黛玉是壁垒分明的对立形象，而宝玉则是二者矛盾斗争的焦点。第三回黛玉一进贾府，第四回宝钗便接踵而至，自此三人的纠葛──钗黛在政治、思想上和爱情、婚姻上对宝玉的争夺，便成了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线索。第二十一回以前，宝钗一直是跟在宝玉和黛玉的后面转，或者说三人互为影子。第二十一回起宝钗开始往贾母和王夫人身边靠。转折点是两件事，一是宝黛至好，袭人深为不满：“姊妹们和气，也有个分寸礼节，也没个黑家白日闹的！凭人怎么劝，都是耳边风。”宝钗听了，心中暗忖：“倒别看错了这个丫头，听他说话，倒有些识见。”袭人的话，在客观上使宝钗心悸，教她“防嫌”。此后，便主动与袭人结成一气，予以笼络。这次也原本是特地为着宝玉而来的，变成一见宝玉回来，反而“就跑了”。二是贾母替宝钗做生日，这使她意识到靠向家长，比跟在宝黛后面转更有利。既不会招宝玉的厌烦，也不会因与宝玉接触过密致失去“分寸礼节”而招人议论，又能博宝玉婚姻主宰的欢心。第二十八回以后，宝钗彻底倒向了家长的怀抱。这一转折也是由两样事情引起的，一是由于她爱说“混账话”，也由于她的常常影随而使黛玉生心，以至宝玉请她尝闭门羹：“老太太要抹骨牌，正没人呢，你抹骨牌去罢。”二是得了元妃的麝香串，使她坚信宝黛只有暗自爱恋的自由，而断无婚姻的自主，只有贾母和王夫人才是他婚姻问题的主宰。因此从表面上看，她与宝玉的关系似乎是疏远了，而离宝二奶奶的位置，实际上倒是靠近了。亦即如脂批所说，宝钗与宝玉之“远”，实质上是求“近”之“远”。无论她始而跟宝黛后面转也好，无论她继而逐渐往贾母等那边靠也好，无论她终于彻底地倒进了家长的怀抱也好她的目的只有一个，这就是求“近”宝二奶奶的位置。故而作者始终是把宝黛钗三人的关系交织在一起写的。第二十八回宝钗“羞笼红麝串”，意味着贾府封建家长在宝玉的婚姻问题上对她的属意。第二十九回“多情女情重愈斟情”，则显示着宝黛爱情关系的基本上成熟及其外露；第三十二回一通心曲，第三十四回就以赠帕题帕的方式正式定情。第三十六回就立即把宝黛钗三者放在同一个镜头里写：宝玉随便睡着在床上；宝钗坐在他身旁为他绣兜肚；黛玉在窗外窥着握着嘴笑。这一镜头，实际上写出了两个人的放心：黛玉对宝玉的放心，宝钗对贾母等人意向的放心。自此，钗黛爱情上的纠葛在形式上得到了解决，而实质上却进入更加深刻的相持阶段。最后打破这种相持状态的不是别的，而是贾府的整个家世利益。
显而易见，假若我们从书中的具体描写出发去看问题，看到的将是：宝钗是爱宝玉的，并且有表露。“淑女”论者的结论其所以与客观事实不符，就在于他是先肯定薛宝钗是个封建淑女，而后进行推理：既是封建淑女，就必然虔诚地信奉封建道德，就必然不会“自己选择男子”；然而“她无论怎样到底是一个少女”，宝玉是她“生活圈子里唯一可以接近的年龄差不多的异性”，因而对他不无爱悦之心；但无追求之意，所以然？就因为她“忠实地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特别信奉封建正统思想给妇女们所规定的那些奴隶道德”，亦即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淑女。反之，要是承认她对宝玉不只有爱悦之心，而且有追求之意，并且已见之于行动，那就会有损于薛宝钗是个“典型的封建淑女”这一结论了。于是为了适履，就不惜削起足来。
需要研究的倒是薛宝钗对贾宝玉的追求，反映出她思想性格上的哪些特点。这不可以不弄清楚。
黛玉爱宝玉，她从自己反封建的叛逆思想出发，使自己的爱情化为一股叛逆的热量，鼓动宝玉更坚定的走自己的叛逆道路，并且也一直与宝玉并肩作战。宝钗追求宝玉，她从自己的“夫贵妻荣”的封建思想出发，使自己的爱情变为一座强有力的吸盘，要吸引宝玉离开他的叛逆道路，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所以这不仅是爱情上的争夺，而且是政治上的争夺，它直接关系到贾宝玉走什么路，做什么人的问题。站在宝黛一边的是晴雯等社会进步力量，站在宝钗一边的是贾母等封建反动势力，壁垒十分鲜明。这就是我们今天“很不喜欢这个人物”的根本原因。
与宝玉在人生道路问题上的分歧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宝钗的爱情不可能感动宝玉。然而她又以宝二奶奶的位置相期，于是便在贾母、王夫人、诸嫂、诸姑以至仆人等身上下功夫，处处使乖，处处献勤，让贾府的统治者们认为她是“四德”具备，是宝二奶奶的最合适的人选。这样一来，她就把自己对宝玉的主动追求，蒙上了“端重”的轻纱，最后又仍是双方家长作主，倒好像她全然是听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似的。由于她是怀着改造宝玉的动机去爱宝玉本人，由于她更爱的是宝二奶奶的位置，由于她把自己安排在好像是听凭家长支配的被动地位，因此她对宝玉的追求尽管是远远越出了封建淑女应循的道德规范，却丝毫没有损害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且在形式上也完全符合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原则。这正是她绝顶聪明的地方。清人涂瀛说得好：“宝钗善柔；黛玉善刚。宝钗用屈；黛玉用直。宝钗徇情；黛玉任性。宝钗做面子；黛玉绝尘埃。宝钗收人心；黛玉倌天命，不知其他。”宝钗在登上宝二奶奶位置的过程中所显示出的这种特长，正是封建市侩的东西。
唯其因为宝钗与黛玉在立身处世以及对宝玉的用情上，具有涂瀛所说的这种不同特点，所以黛玉的一颦一喜，均使人感到她气质的高洁，宝钗尽管“艳冠群芳”而又“无书不知”，却使人觉得她有些“俗气”。“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温柔敦厚的仪态里却长着一颗想依附封建势力而飞上高枝的野心，这种豪情便令人感到俗不可耐。宝钗的这一气质，当然不是娘胎里带来的，只能从她的皇商家庭里去找根源，乃是封建市侩性的一种反映形式。
然而，我们说薛宝钗是封建淑女其表、市侩主义其里，并不只由于她满口“三从四德”，却暗中追求宝玉，有违封建“妇道”，还由于从她身上不仅令人闻到一股道学先生的腐酸气，同时也令人嗅到一股强烈的铜臭味。这股铜臭味又不是出于一般正统地主对物质财富的贪求与积蓄，乃是出于封建商人在待人接物上的唯钱唯财唯利以及对于货物的经营心。在她看来，一个人物的代价至多不过是几两银子的事。“含耻辱情烈死金钏”，连典型的封建正统人物王夫人，也于心不安，自感“罪过”。可宝钗却认为：“姨娘也不必念念于兹，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多冷酷，连一块“仁”字的遮羞布都不要！我们记得她哥哥，那个“打死人便如没事人一般”的呆霸王薛蟠，对人命也是这样看法的，“自谓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两相对照，说法上虽有粗细文野之分，精神是何等的一致。平时她与湘云、黛玉，乃至与赵姨娘的往来，也是以钱物作为热络她们的纽带。运用“小惠”去“全大体”，正是她的拿手好戏。尤三姐自刎，柳湘莲失踪，连恶少薛蟠也因他有救命之恩而流下泪来，薛姨妈亦“心甚叹息”，都想“各处寻找”。唯独宝钗她听了并不在意，便说道：“俗语说的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他们前生命定。前日妈妈为他救了哥哥商量着替他料理，如今已经死的死了，走的走了。依我说，也只好由他罢了。妈妈也不必为他们伤感了。倒是自从哥哥打江南回来了一二十日，贩了来的货物想来也该发完了。那同伴去的伙计们……也该请一请酬谢酬谢才是。”原来她的心早已熔化到她家“贩了来的货物”里了。这位望之如春的少女，就是这么一个春行秋令见利忘义的巧妙的利己主义者。“敏探春兴利除弊害”，只想“节流”以延续封建大家族的生命。“贤宝钗小惠全大体”，却想“开源”以扩大贾府的收人，发展贾府的财力：“一年四百，二年八百两，取租的房钱也能看得了几间，薄地也可添几亩。”这“取租的房钱”云云，也分明是封建市侩的如意算盘；被“三从四德”的教条禁锢得头脑冬烘的封建淑女决想不及此。
薛宝钗性格中的这种市侩性，其所以是封建型，而不是近代资产阶级型，这是因为：
１、薛府是皇商，皇商是封建宫廷在工商界的代表，当时它是纯封建性的，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薛宝钗的思想特色； ２、发财致富之后，把经营所得主要不是用以扩大再经营与再生产，而是转入农村，购买土地，成为新兴地主，这是我国封建社会里封建商人的理想前途，从宝钗的买田置地的算盘上，不难看出她的经济思想与前者是一致的； ３、积极拥护封建政治，并不见她有近代市民的思想素质即向往自由平等的生活方式。
薛宝钗就是这样的人：事不关己，你望之如春；事一关已，她就春行秋令。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均能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非常讲究方式方法，做得八面玲珑，从不赤膊上阵。因此，她是随时而不安分。因此，我称薛宝钗性格为市侩化了的淑女。若问何以能“化”的？这就要从她的阶级出身，这就她所处的现实社会，这就要从当时的政治气候等等具体条件里去寻找根源了。宝钗这种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有它深厚的阶级基础。
宝钗出身于封建皇商家庭，“家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这个家庭又“本是书香继世之家”，宝钗的“祖父手里也爱藏书”，诸如“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宝钗年幼时受过两种文化的影响。一是由于父亲的酷爱，“令其读书识字”，受过比较正规的封建教育。二是偷背着人看过“西厢”“琵琶”等不少“杂书”。“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这说明封建的伦理教育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奴隶哲学已在她的身上开了花；尽管那些“杂书”里的才子佳人的故事对她后来的思想也不无潜在的影响。宝钗由于留心家计，“为母亲分忧解劳”，又使她懂得了“利弊大事”，染上了封建皇商家庭的恶习，失去了个性的天真，滋生了营业欲念，变成了于世路上好机转的少女。就这样，原先开在．她灵魂深处的那朵封建淑女型的小花，而今接受了封建市侩型的花粉，结出了市侩化了的封建淑女型的果实。这就决定了她对封建礼教给妇女们所规定的那一套奴隶道德，与李纨等封建淑女相比抱有貌似神离的态度。其中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虔诚的信奉，极力使自己的身心去符合封建礼教的要求；一个则采取实用主义，极力让封建礼教适合自己的需要。更由于薛蟠“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使宝钗逐渐成为薛府的实际当家人。而直接料理家务的结果，经验又告诉她，只有“好与”，才能“多取”；只有“动之以利”，才能使人心甘诚服。这种现实经验与儒家的中庸之道一结合，就形成了她的为人作事的准则：“虽然是个玩意儿，也要瞻前顾后，又要自己便宜，又要不得罪了人，然后方大家有趣。”而“不得罪人”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便宜”。她在协理探春理家时有一段话可以作为它的诠注：“你们只管了自己宽裕，不分与他们些，他们虽不敢明怨，心里却都不服，只用假公济私的多摘你们几个果子，多掐几枝花儿，你们有冤还没处诉。他们也沾带了些利息，你们有照顾不到，他们就替你照顾了。”应该说，这是一种巧妙的利己主义。它也说明宝钗是何等地“洞明世事”、“练达人情”。要是对自己无甚“便宜”，她是会得罪人的，那时她就不考虑是否“大家有趣”了。“痴情女情重愈斟情”，黛玉与宝玉的这次争吵，使他俩的爱情关系完全外露，贾母没有明显地表露自己的态度，倒说了句“不是冤家不聚头”。宝钗的心里感到不平静了，也无心为哥哥做寿，就跑到贾母这边来。宝玉与她寒暄，她就借寒暄刺宝玉。宝玉不意“把话说造次了”，她竟“不由的大怒”，旋即“借扇机带双敲”，当众不但“敲”了宝玉，而且还“敲”了黛玉，“敲”黛玉与宝玉的“素日嘻皮笑脸”，“敲”宝玉的对黛玉“负荆请罪”，可谓是怒不可遏，浮躁极了，弄得宝黛非常尴尬，脸上热辣辣的像吃了生姜。黛玉发怒使人感到“热”，感到可亲；宝钗发怒使人感到“冷”，感到可畏。幸好她并不轻易动怒，在更多的情况下，倒总是“克己”，而“克”的结果，也总是对她有利。“黛玉之慧，湘云之豪，探春之敏，皆大观园内所杰出者也，而宝钗则以螃蟹代东，深情体贴，燕窝养病，作意馈遗，成佩麟之心交，接梁鸿之眉案，颦卿、疯子尽入彀中；虽探春摄政，利弊立陈，以才自恃，而大体小惠，适得其宜，能使玫瑰香者当即心折无异词”。特别是以螃蟹代东，还博得贾母的赞赏：“我说这孩子细致，凡事想的妥当。”真是“不损财于无谓”。而尤三姐与柳湘莲“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所以她也“由他去了”，待家兄的救命恩人尚且如此，堪称“不加功于无用”。正因为薛宝钗不仅具有“停机德”，还具有这种“治才”，聊可充当势将溃颓的贾府支柱，所以贾母才选她作孙媳。
薛宝钗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发展，又有它深远的社会根源。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着封建统治者对金钱、权势的追求，促使了封建地主阶级自上而下的日趋市侩化──大地主、大官僚与封建大商人（或高利贷者）日趋三位一体了。这种三位一体的例证，在史籍中真是举不胜举。例如，王先谦《东华录》载，康熙二十八年御史许三礼参劾尚书徐乾学发本银十万交盐商于扬州贸易；在大蒋家胡同开当铺放债；在无锡一处即买田一万顷。薛福成《庸庵笔记》载：乾隆年间大学士和琛被抄家时，查出商业总投资白银七千零二十万两，计开当铺七十五座，银号四十二座，古玩铺十三座；田产七千余顷，价值白银八百万两。和琛在商业方面的投资约等于在土地方面投资的九倍，这具体表明，封建社会商业经济发展的程度与地主官僚市侩化的深度。这种三位一体的情况，在《红楼梦》里也有深刻的反映。就拿贾薛二府来说吧。贾府本是个典型的“钟鸣鼎食之家，诗礼簪缨之族”，待到了“玉”字辈，它的管家奶奶王熙风却大放其高利贷，仅提前支放月钱一项银子就能“翻出几百”。这说明封建市侩主义思想是如何严重地侵蚀着这个世袭的封建贵族大官僚大地主家庭的肌理。薛府就更甚，它的祖上曾官居“紫薇舍人”，宝钗的祖父还是个以“书香继世”的藏书家，可一到其父亲的手里却变为“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的皇商，并且开了不少当铺，成了典型的封建官僚商业资本的代表。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时代特征。在这种社会条件下，金钱虽则没有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那样成为人们生活中唯一的上帝，然而它却能通神，甚至使向来受人尊崇与令人膜拜的封建伦理道德的灵光黯然失色，把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戳得百孔千疮。有钱可以买官，可以决定人的生死。贾府与王府在家世利益上虽则是同舟共济，而贾琏与凤姐夫妇在金钱问题上却是同床异梦，心里各有自己的小算盘。孙绍祖的门楣远远没有贾府高贵，其所以敢于凌辱侯门千金，就因为身袭一等将军的贾赦用了他五千两银子。在这种形势下，内囊空虚，对贾府来说，确实是个大威胁；特别是在元春“晋封为风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之后，又“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这是一面。另一面，为了巩固与扩大既得利益与提高社会地位，统治者内部不惜同室操戈，这就加深了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在这样的历史潮流里，富而不贵的薛府，就特别需要权势了。“富”而不“贵”，“富’必难保，“贵”成了薛府的主要奋斗目标，特别是在薛蟠打死人之后。薛府自动地送女人选，道理也就在此。然而，薛府毕竟只有一女，硬送她到那“见不得人的去处”究属于心不忍，贾府世袭国公门楣，乃勋臣、国戚，贵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宝玉又是国公嫡孙，府中“凤凰”，继业可指，模样又好，如能将宝钗嫁给他，那冀再好也没有──这就是薛姨妈携子女一进贾府我们只听到“金玉良缘”，再也没有听到“待选”二字的真实原因。“金钱”是巩固“权势”的后盾，而“权势”是捍卫“金钱”的前矛，薛贾二府均欲取彼之长补己之短，结成反动的神圣同盟以共延残喘，这就是薛宝钗必然会做宝二奶奶的社会原因，也是薛宝钗性格发展的社会基础。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潮流里，能“治国”的不是道学先生贾政，而是擅纂礼仪的贾雨村。贾政的清廉与勤于王事只能引起粮道衙门的大小官吏与衙役的集体“罢工”，而贾雨村的贪酷与徇情枉法却能扶摇直上官升副宰相。能“治家”的不是贤苑淑女李纨，不是封建正统人物王夫人，而是两面三刀、身犯“十出”之条的凤辣子。这当然是个历史的讽刺。它形象地告诉我们：此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着封建统治者对金钱和权势的追求，促使着大地主、大官僚与封建大商人或高利贷者日渐三位一体化，加速了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再分配的过程，地主阶级的正统派在名分上虽则仍然受到本阶级的推崇与尊敬，仍然充当着本阶级的精神领袖，而当他们行动起来的时候指挥棒却失去了灵验，成了既不能“治”地主阶级之“国”又不能“齐”封建贵族之“家”的政治僵尸。可这种时局，它对于薛宝钗来说，却是股“送我上青云”的“好风”。其所以然？就在于她是大地主、大官僚、封建大商人或高利贷者之三位一体化在政治、思想上的代表，适应着这种时局的需要。
薛宝钗这种性格的形成与发展，还与一定的政治气候结有不解之缘。
封建统治阶级是残酷的，但并不希望它的拥护者都像贾雨村和王熙风之流那样尽是些面目狰狞的人物。他们的活动虽然能够暂时应付环境，满足本阶级一时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在死命地自挖封建统治的墙脚，活动的结果只能是急剧地加深统治机构的裂痕。它很需要一些比较能够“克己”的笑面虎来为自己服务，以便笼络人心缓和阶级矛盾，弥缝统治机构上的裂痕，从而巩固它的统治。为了从精神上解除人民的武装，缓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当时的封建最高统治者曾实施了一系列的怀柔政策，这已为史家所公认的事实。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政治上的怀柔，必然会深入到统治阶级的教养中和日常生活中去，并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得到反映；于是便涌现了一批似是开明的伪君子，这就出现了薛宝钗性格。
足见，薛宝钗这个典型形象，它比任何的“淑女”或“市侩”的典型含有更丰富、更深刻的社会意义。它不只概括了历史上“温柔敦厚”的人生哲学的本质内容，也概括了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封建地主阶级转向市侩化的特质。
看不到薛宝钗的市侩性，认为她只是个典型的封建淑女，认为她本身并不虚伪，说什么“如果我们在她身上看出了虚伪，那也主要是封建主义本身的虚伪”，这是不对的。人是社会的人，既然薛宝钗体现了封建主义的虚伪，那么，也就是她本性的虚伪。宝钗的虚伪不单单是体现了封建礼教的虚伪，还揉和着封建市侩的虚伪。社会是人的社会，对社会的批判必需通过对人的批判来实现。
同样，看不到薛宝钗身上也同时存在着符合封建淑女要求的一面，过分强调她的市侩性，乃至夸大她在贾宝玉爱情悲剧与婚姻悲剧中所起的作用，说什么“彼其心直以宝玉为一禽，而张罗以捕之，以为捕得之后，以我之美，何难使其心悦诚服。唉！这便是娼妓行为。”也是错误的。
正是在上述的种种历史条件下，由于薛府要借贾府的“权势”来光耀门楣提携子孙，聊保自己的“富”，由于贾府要借薛府的“金钱”来聊防后手不接，维持大家族的秩序以持续自己的“贵”；也由于薛宝钗具有“停机德”和“治才”，符合贾府妄图改造贾宝玉和“齐家”的需要，因而终于做了宝二奶奶，这就造成了贾宝玉的爱情悲剧。由于贾宝玉与薛宝钗在思想性格上体现了初步民主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的对立，特别是在人生道路问题上彼此有不可逾越的思想鸿沟；由于封建势力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的软弱性，无法彻底征服新生力量，反遭到后者的坚决抗击，而新生力量也因相对的暂时弱小，无力战胜陈腐势力，终于酿成了贾宝玉的婚姻悲剧乙这样，薛宝钗就在帮助封建势力埋葬了宝黛爱情的同时，也埋葬了她自己的韶华和幸福：她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
说薛宝钗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这是由于她并不完全是个反派，在她的婚姻观中也存在着正面的东西。要说明这一问题，就有必要把杜丽娘的婚姻观、薛宝钗的婚姻观、林黛玉的婚姻观三者作一对比。杜丽娘的婚姻观有两个特点。她对柳梦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带有爱情生活上的自主性。此其一。第十四出“写真”，她的题诗有句云：“他年得傍蟾宫客，不在梅边在柳边。”第三十二出“冥誓”，柳梦梅问她：“喜个甚样人家？”她回答是：“但得个秀才郎情倾意惬。”第三十九出“如杭”，柳梦梅将赴选场，她举杯对柳梦梅说：“盼今朝得傍你蟾宫客，你和俺倍精神金阶对策。”并说：“这酒便是状元红了。”凡此，又说明她理想中的伴侣是“蟾宫客”，具有浓重的夫贵妻荣的思想。此其二。薛宝钗的婚姻观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古鼎新烹风髓香，那堪翠斝贮琼浆。莫言绮觳无风韵，试看金娃对玉郎。”薛宝钗对贾宝玉的感情一开始便带有自主性。其感情之强烈虽不如杜丽娘，其主动性却不亚于杜丽娘。二是，鉴于贾宝玉不肯委身于经济之道便屡屡伺机规箴，期望其能改弦易辙成为蟾宫之客，具有浓重的夫贵妻荣的观念。林黛玉的婚姻观也是两个特点。其一，“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那得不伤悲！”她对贾宝玉的爱情始终具有自主性。其感情之强烈不亚于杜丽娘，其主动性则甚于杜丽娘。其二，要求爱情以共同的叛逆思想作基础，并且彼此互相尊重，摒弃了传统的夫贵妻荣的思想。由此可见，三者均具有自主性，这是共同特点；伴不伴随夫贵妻荣思想，这是后者有别于前二者的地方。如此看来，薛宝钗的婚姻观和杜丽娘的婚姻观倒是一致的，而林黛玉的婚姻观与杜丽娘的婚姻观则大相径庭。因此，作者在性爱问题上肯定木石前盟而否定金玉良缘，显然是从人生道路和贾府家世利益上看问题。然而，薛宝钗在性爱问题上的自主性却是合理的，而其夫贵妻荣思想则是受封建文化的毒害与传统思想的熏陶的结果。作者一面批判她的“停机德”，一面又对她的结局怀悲悯之情，原因也就在此。
薛宝钗与贾宝玉在人生道路问题上存在着思想上的鸿沟，却对贾宝玉油然而生儿女私情，这并不是不可理解的。思格嘶曾这么说：“不言而喻，体态的美丽、亲密韵交往、融洽的旨趣等等，曾经引起异性间的性交的欲望，因此，同谁发生这种最亲密的关系，无论对男子还是对女子都不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如果说“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使林黛玉对贾宝玉产生了生死不渝的爱情，那么，薛宝钗对贾宝玉的爱，除了贾宝玉是贾府的“凤凰”这一条件以外，还由于“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在起作用。
林黛玉与薛宝钗对贾宝玉的爱情均具有自主性和主动性，而一个却遭到贾母等人的扼杀一个则获得贾母等人的认可，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王公大族的婚姻问题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不是爱情，但爱情并不一定就与家世的利益相对立；反动的封建家长们对于违反家世利益的爱情是要扼杀的，而对符合家世利益的爱情则会默认。这就进一步暴露了封建礼法的虚伪。
阅红楼梦随笔》说得更明确：“须看种种世态炎凉，世俗嫁娶未有不重财者。黛玉父母早丧，孑然一身，宝钗母兄俱存，家资尚厚，贾政之取宝而舍黛也宜矣。”
《红楼梦》后四十回，写薛宝钗与贾宝玉结婚以后，一面对贾宝玉“齐眉举案”，一面处处暗下针砭，终落得“空帐悬文风，闲屏掩彩鸳。”应该说，这是符合曹雪芹原意的。然而，续作者在“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之前，一方面让薛宝钗家庭败落，使她变得像林黛玉一样的寒楚，另方面让林黛玉“利欲熏心”，使她变得像薛宝钗一样的好说“混账话”。又应该说，这是一种釜底抽薪！它抽掉了贾宝玉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社会经济、政治根源，把贾府取钗弃黛归因为“以黛玉羸弱，乃迎宝钗”。这又与曹雪芹的原意相去殊甚。
──原载《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６４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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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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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论薛宝钗的性格及其时代烙印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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