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五年（1046）十二月，包拯返回。出使契丹任务圆满完成，他一回来，便上仁宗上告说：“河北边帅宜精选，而代州尤不可轻授。今朝廷委任郭承佑，恐必败事。乞早令召还，别用能者。沿边守将畏懦不胜任者，亦乞速赐移易。”（《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八》）包拯任劳任怨，还没休息，就马上陈言，这是在宋官中很难见到的。

　　至此，包拯来到中央，不仅为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出了极大的力，而且甘心接受使命，出色的完成任务，使大宋在外交上赢得了一次胜利，而这次胜利是在宋外交史上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替民办事】

　　庆历六年（1046），包拯擢升为京东转运使。宋初，转运使是掌一路财赋，并监察地方官吏，即是我们常听到的“漕”。这官实权高于府、州行政长官。而包拯则是主要负责京东诸路（即宋州、兖州、徐州、曹州、青州、郓州、密州、齐州、济州、沂州、登州、莱州、单州、濮州、潍州、淄州、淮阳军、广济军、清平军、宣化军等）的财赋，治所在宋州。其中后两军是景德三年（1006）增设的。

　　庆历七年四月庚戌，包拯更擢升为尚书工部员外郎、直集贤院，改陕西转运使。后又改任为河北转运使，直至进京“入三司户部副使”。这时，发生了一件事。秦陇斜谷在宋时专门生产造成用的木材，而当时相关部门却对当地百姓横征暴敛，而且秦陇相关的七个州为了提供造桥用的竹索，于是，便强行要求百姓去负责，致使有时候劳累百姓“恒数十万”，而包拯看见后，便如实上报，“奏罢之”。

　　不久，契丹又聚兵边境，“边郡稍警”，朝廷就命包拯“往河北调发军食”。包拯据实说：“漳河一带土地肥沃，但老百姓却不加以利用，而‘刑、洺、赵三州民田万五千顷’，却拿来当牧马之用，当还给老百姓耕种。”朝廷听从了包拯的建议。

　　此时，包拯还发现“解州盐法”给百姓带来负面影响，于是，他就亲自去治理经营，为百姓谋切身利益。

　　皇佑元年三月“辛丑，命户部副使包拯往河北提举计置粮草”（《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

　　在三司户部副使任上，包拯体察民情，深入百姓中间，积极向朝廷禀告，使得百姓受益。这就是包拯之所以名扬天下，百姓父母官的一个有力历史依据，而包拯深入民间，且被小说家进行杜撰的，基本上是出自于这个时候的。

【谏官清正】

　　皇祐二年（1050），包拯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兵部员外郎，知谏院。《宋史·包拯传》中将包拯在这一时期归纳为“数论斥权幸大臣，请罢一切内除曲恩” 。从中可以看出，包拯充分利用职能，维护皇权，不怕得罪权臣，以求仁宗公平朝政，朝堂清明。在此间，包拯主要做了两件大事，分别是三劾外戚张尧佐，公审冷青冒充皇子案等。

　　皇佑二年（1050）四月，发生一件震惊天下的事，那就是一个名叫冷青的人自称是皇子。此事在《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一》中有详细记载。当时，包拯根据诸多证据，并深入民间，进行体察暗访，终于审出这假冒皇子的诈骗案的真正事实。而这事恰恰是包拯名扬天下，受百官另眼相看的有力事件。

　　在对仁宗谏言的时候，包拯不惜例举“唐魏郑公三疏”，希望让仁宗能够将之当成是借鉴。紧接着，包拯又上书天子应该的德行，“明听纳，辨朋党，惜人才”。不光如此，包拯更是敢言去“请去刻薄，抑侥幸，正刑明禁，戒兴作，禁妖妄 ”。对于包拯的谏言，仁宗多数采用，这不止证明包拯做到了谏官该做的，也说明了仁宗重用包拯。

　　包拯在谏官上还对国家人员的调配及使用上，公平评价并推荐。这在《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二》中有一例，可以证明。皇佑三年（1051）六月丁酉，包拯上言：“顷岁以来，凡有才名之士，必假险薄之名以中伤之，摈弃不用。欲望圣慈申命宰执，应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谴，如杨纮、王鼎、王绰等，曾叙用未复职任者，并乞复与甄擢，或委之繁剧，必有成效。”果然，这杨纮、王鼎、王绰等人都是不一般的人物，并在后来为大宋建立了赫赫功绩。如王鼎，在史书中说他是：“不为变。”“鼎前在江东，坐苛察免，及复起，治奸赃愈急，所举劾，于贵势无所避，时盗贩茶盐者众，鼎一切杖遣之。监司屡以为言，鼎不为变。”

【晚年包拯】

　　皇祐四年（1052年），包拯被任为“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高阳关路都部署安抚使”。这就是后人为什么称包拯为“包龙图”的原因了。

　　包拯曾建议如边境无事时，可以将军队迁往内地休养生息，但没有得到答复。现在，包拯趁着机会再次请求“罢河北屯兵，分之河南兖、郓、齐、濮、曹、济诸郡，设有警，无後期之忧”。包拯还表达说，如果边境一下子不能缩减的话，那么就“训练义勇，少给餱粮，每岁之费，不当屯兵一月之用，一州之赋，则所给者多矣”。从中，我们可以看见包拯对宋仁宗时的“三冗”之一的“冗兵”的见解，但是这建议依旧没有得到批示。这事，反映出宋朝当权者的昏庸及目光短浅。

　　后来，包拯被“徙知瀛州”。瀛洲，即在今河北河间附近。在瀛洲时，包拯看见各州都有挪用公款的习惯，于是，每年都累计亏损十多万，“积岁所负十余万”。包拯便上奏仁宗，“除之”。

　　皇佑五年（1053），时年五十五岁的包拯正在任高阳关路安抚使兼知瀛州，正为百姓谋福祉，不想传来噩耗，正当风华的儿子包繶暴病身亡。这对包拯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当时，包拯就只有包繶这一个儿子，至于后来侍婢所生的包綖，则是另话了。

　　无比伤痛的包拯，请求朝廷将他调任至些闲职且离家近一点的地方上。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在同年，将他调任至扬州，任知州，后又调任为庐州知州。等包拯处理好事后，又将他升任为刑部郎中。

　　至和二年（1055），由于包拯举荐的官员做错事，而连累了包拯。包拯被贬为“兵部员外郎，知池州”。

　　至和三年（1056）八月癸丑，包拯“为刑部郎中、知江宁府，江南东路转运使唐介为户部员外郎”，并于嘉佑元年（1056）十二月，“权知开封府，迁右司郎中”。当时，御史里行吴中请求朝廷能够召包拯、唐介回朝。不过，此事也没有多大风响，权因宰相文彦博的那番唐介理论。这事在《续资治通鉴·宋纪五十六》中详细记载。

　　在开封府的这一阶段中，包拯措施大开，是包拯之所以成为包青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宋史·包拯传》中记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旧制，凡是告状的不被直接允许入官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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