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盛

　　善始善终

　　一个体现儒家思想的

　　完美主义者

　　历史为什么选择包拯作为“清官”的代言人？机遇往往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这与其所处历史背景不无关系。

　　包拯生长于北宋真宗，成于仁宗。宋朝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强势时期，二帝奉行妥协外交，把国内的政治安定与经济发展放到首位，在社会各方面发展上取得了成功，因而出现了一个太平治世。

　　社会经济的发展必然反映到政治上。北宋初年为稳定政权而形成的“祖宗之法”发展到此已经不能再适用，特别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时期，这种积弊尤为凸显，比如冗官冗兵冗费等问题，改革的呼声日渐成为政治强音。

　　“包拯生长于这样一个革新的朝代，他的思想理念、行为方式、政治抱负、治国策略等肯定会打下时代的烙印。”四川大学宋史研究专家刘福生教授告诉记者，这种政治改革的诉求首先体现在一种文化的复兴，如这一时期的“新儒学运动”，倡导改变唐末五代以来政权更迭，“君不君，臣不臣”，败坏伦理纲常的“衰俗”，名臣们在儒家传统思想中找到了革新朝廷风气的资源，重新阐述、解读的孔孟之道，充满了时代的气息。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让后世耳熟能详的儒家名臣，如包拯、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所以，在这个士大夫精神高度觉醒的年代，才孕育出包拯这样的性格特征与思想境界，同时正直如他、敢言如他、碰硬如他，也有了安身立命、施展抱负的可能性。

　　这一时期，新兴的士大夫阶层渐渐成为政坛主流，他们倡导重视名节的风尚，包拯的青年时期受此影响，在求学的时候就已经注意自己立身行事的方式了。朱熹曾与弟子谈起包拯学生时代曾拒绝一富豪主动结识的行为，因怕以后自己做官“为他日累”。由此可见当时对个人修为的重视。包拯曾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壁上，大意是后世子孙做官的，有贪赃枉法的，死后不得葬进包家祖坟，包家也不认有这样的子孙。修身齐家至此，堪称典范。

　　既没有道德瑕疵而遭人诟病，也没有受到政治冲击惨淡收场，包拯的后世之名与他一生善始善终也有关系。“包拯的一生以儒家的评判标准来看是完美的。”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宋史研究学者孔学认为，“对帝王忠心耿耿又敢于较真，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扎扎实实做了不少改革实事，敢于碰硬惩治权贵不法行为，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一股正气。所以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都对这样的人推崇备至。”

　　然而，也是由于性格过于峭直，让包拯的一生分外孤独。欧阳修在欣赏他刚直的同时，也委婉地提出他“思虑不熟” 。他过于严肃较真，又不懂人情世故，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缺乏技巧，容易得罪别人，所以他基本没有私交。也许正是由于独来独往，让他没有陷入朋党之争，也不会拉帮结派，反而成全了他的独善其身。

　　成全名节

　　一种推心置腹的君臣关系

　　在至高无上的封建皇权面前，历代官场追求的都是“曲道”以避锋芒，而包拯入仕后体现的却是一种“直道谋身”的精神。事实上，只有至刚至烈的包拯遇上至柔至和的宋仁宗时，才会成全这种刚烈，“从某种意义上，是仁宗成就了包拯的后世之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宋史经济史研究学者马玉臣认为，没有仁宗的容人之心，也不会存在包拯的政绩与敢言。

　　仁宗为什么能容下包拯？仁宗天性柔弱，自幼又被封建士大夫按照符合儒家理想的君主形象进行培养，故待人宽厚。

　　皇帝“民主”，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也就出现了像包拯这样经常冲撞皇帝的个性官员。即使冒犯了仁宗，他也不会报复臣子无情打击，更不会像明清一些皇帝大开杀戒，顶多生生闷气，然后我行我素。试想包拯遇上一个稍微强势一点的君主，早被流放杀头了，哪里还有他施展的舞台，就更别谈后世美名了。

　　君臣之间的互相理解成全了包拯的名节，也成就了仁宗的“容受直言”，同时成为后世所称道的一种君臣关系。

　　与君主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袒露自己、奉献自己，包拯的忠诚让他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为官榜样。“统治者需要一个忠臣的卫士形象，而民众也需要一个为民做主的青天形象，这两者形象的统一，历史就选择了包拯。”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宋史文化史学者张明华向记者谈到，“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为什么包公戏在明清时期走上了巅峰，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在一种高压政策下，官方呼唤这样的君臣之道，民间渴望这样一位正直清官。”

　　戏曲演义

　　一场沿袭千年的造神运动

　　清正廉洁、忧国爱民、执法严明的政治家历朝历代都不乏其人，然而，惟独包公之名独步天下，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包拯本身是个毋庸置疑的清官好官，但流传至今的许多人们熟悉的包公的故事，基本上都是后世的附会与演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代政治制度史在读博士郭九灵认为，“如今人们熟悉的包公的形象，已经与历史上真实的包拯相去甚远，文学作品的再创作功能将包拯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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