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说、戏曲中，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历史上的包拯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的颂扬。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诈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的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已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
　　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的案？其实，包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也是维护平民利益。
　　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派人去调查，但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艺术加工而成的。

　　（赵丽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