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涛
　　
　　说起包拯，在中国历史上可算是大名鼎鼎，其铁面无私、清正廉洁的清官形象以戏剧的形式广为流传，其刚正不阿、铁骨铮铮的风格千百年来为人民群众津津乐道。在审言审，细考包拯的为官历程及其所承办的案件，与审计也有着很深的渊源。

　　自1027年考取进士至1062年在枢密院副使位置去世，包拯在其35年为官生涯中，担任具有审计职能的官职累计长达22年。历史上，宋代经济规模、财政收支规模比较大，审计监督分工细致，审计机构的设置也更为复杂，且变动频繁，不同监督机构间工作虽常常重叠交叉、职权混淆不清，但是，对保证庞大的财政收支起到了一定作用。据《中国审计史》记载，北宋中后期之前，中央三司属下三部勾院、都磨勘司、马步军专勾司、都凭由司等都具有审计职能；地方则由各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通判、丞簿等兼职负责审计工作。宋承袭唐制，置有御史台，在监察百官财政经济活动中审计职能得到加强。而包拯所任监察御史、京东转运使、陕西转运使、河北转运使、三司户部副使、提点刑狱使、三司使等官职，均与审计有着直接关系。

　　审计自古以来便是国家政权的免疫系统，包拯为了打造大宋王朝的免疫系统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包拯从政时，距宋太祖开国已约七、八十年，开国时那种朝气蓬勃、励精图治精神已经逐渐消退，出现了因为冗官、冗兵、冗费而导致的财政危机；因为辽夏在边境挑衅而产生的军事危机以及因爆发农民起义而产生的统治危机。包拯敏感地意识到，财政危机是激化各种矛盾的根源，解决财政问题是稳定社会、维护政权的当务之急。1049年，时任三司户部副使的包拯在一篇奏议中（《论冗官财用等》），以翔实的数据向宋仁宗陈述“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的事实，并提出了“欲救其弊，当治其源，在乎减冗杂而节用度”的建议。此后，他又陆续为改善当时的财政状况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反复向皇上进谏“薄赋敛、宽力役、救饥馑、戒兴作”，主张采取减少苛捐杂税，体恤民众疾苦，不能劳民伤财大兴土木等举措，以解一时之难；同时，他在食盐、采矿、政府采购等方面也采取许多积极措施，力求既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国力，又整顿吏治缓和官民关系。包拯一直坚信“民者，国之本也”，可以说，他以民为本的一系列建议和经济措施为缓和宋王朝的阶级矛盾，维护其一时之安功不可没。

　　凭着对国家的赤胆忠心，包拯在22年审计工作生涯中，查办了很多大案要案，一些案件甚至牵涉到皇亲国戚，但是不管涉案对象如何强势如何难缠，包拯都能依法秉公，执着地一查到底。所以朝野上下，对他都是敬畏有加。据史书记载，包拯就曾六次弹劾宋仁宗的岳父张尧佐。因为女儿得宠，张尧佐仕途一帆风顺，而且多是管钱管物的肥缺，直至掌管全国财政大权，面对日益窘迫的财政和日益骄奢淫逸的张尧佐，包拯仗义执言，先后六次上书弹劾，终于让宋仁宗采纳建议，终止了张尧佐的升迁。此外，他还曾两弹宰相宋庠、七弹酷吏王逵。当然，这也与包拯视廉如命、嫉恶如仇的个性有关，他始终将“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作为自己为官、为人的信条，怀忧国忧民之心，无惧打击报复，义无反顾与腐败行为斗争到底。对于贪赃枉法者的处理，包拯建议宋仁宗，“不从轻贷，并依条施行，纵遇大赦，更不录用”，一定要依法处理，决不能轻易饶恕，即使遇到大赦，也永不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