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包拯到包公，再到包青天，由人变神的过程源自于一场沿袭千年的民间造神运动。

　　最初有关“包公”的历史记录是他的墓志铭，开头便是“宋有劲正之臣，曰‘包公’。”人们尊称包拯为包公，是因为他当时的名望，是人们敬佩仰慕他的品格德行，这里并没有任何虚传的成分，包括同时代的许多官员也有对其一些符合历史事实的公正评价。

　　然而，在那个信息闭塞与信仰神权的封建社会，一个“救世主”式的德高望重者很容易就被推向神坛，许多其他官员的优秀事迹渐渐被叠加到包拯的身上，经过民间的口口相传，杜撰与虚构的成分就越来越多。就在北宋神宗时期，包公的美名已经在宋境很有影响力，甚至还传到了境外。据史料记载，当时归顺西夏的一支西羌因仰慕包拯之名要改投宋，并请求神宗赐包姓。

　　到了羸弱的南宋，由于内忧外患导致国力积贫积弱，民间更加呼唤像包拯这样强干的直臣，其名颂扬不衰，老百姓争相前往开封府拜谒追念包公，《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的“包拯”二字，因经常被信徒触摸，竟被磨凹成一个小坑。也就在这个时期，有关包公的戏曲逐渐出现，到元代达到高潮，明清走上了巅峰。

　　通过戏曲小说这一当时最迅速有效又深入人心的传播途径，包公名贯古今，世代传颂。“有句话叫‘后人知道的比前人多’。”马玉臣认为，“包公戏经历了南宋的话本小说，元戏曲创作，到明清改编成长篇演义小说，并不断推陈出新，无论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环境描写、人物关系设置等各方面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文学艺术水平。所以，这个饱满的形象无论在古代的戏曲、小说中，还是在今天的电视剧、电影中，都具有说服力、感染力，经久不衰。”

　　文学艺术加工让包拯从平实朴素的历史形象中成功抽离演变为极具神话色彩的“包青天”。据不完全统计，现存18 种元代公案戏中，写包公审案断狱的就达11种，如《陈州粜米》等；明清诞生了20种，明代《元曲选》100种戏里包公戏占10种；《京剧剧目初探》中有34种包公戏，像《铡美案》、《铡包勉》等保留剧目经久不衰；小说如七侠五义等题材更是深如人心。即使在当代，上世纪90年代中期，长达200多集的台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也风靡了大陆和港、澳、台，甚至东南亚及欧美华人社会。

　　其实，包拯的戏剧化过程，核心是用儒家伦理观念树立与巩固其道德意志，是对儒家伦理学说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那么，历史的真实就显得不再那么重要，被精神的真实所替代，因后者能同时能满足统治者阶层伦理纲常建设的需要与民众阶层心灵慰藉的需要。所以，包拯走向神坛是历史的需要，是帝王的需要，更是老百姓的需要。

　　“老百姓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来自于道德评价标准，而这一标准就是由戏曲建立的。”河南大学法学院的杨高凡老师向记者阐述她的观点。的确，戏曲作为古时老百姓公平舆论的倡导载体，既是老百姓获得稀薄的历史框架来源，也是他们树立道德评判标准的“教科书”，戏曲的反映功能、美化功能、教化功能与批判功能自古就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那些包公戏中反映的人伦、忠孝、纲纪等道德主题，也正是体现统治阶层宣扬忠烈主义与老百姓倾诉清官情结的统一。

　　这个满足各阶层精神诉求的艺术形象，在古代，是黎民百姓对“为民做主”的精神寄托，在当今，就演变为一种达成普遍共识的象征正义的精神力量。如同当年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包青天》中包拯扮演者金超群所说：“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对包青天的信仰，就有对包青天的向往。”

　　所以，当“包青天”成为一个历史符号时，他本身是谁已不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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