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那个盗贼便来告那个杀牛的人。而包拯见那后来反告的盗贼，便大骂，并说：“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反而来告人家呢？”盗贼惊慌失措，只能招认了。这种心理战法，及至现在都还被广泛的为司法所用。

　　离奇的案件被离奇的审清，“智破牛舌案”一下子就被人们广为传开了，而包拯这个名字也被人们广为传颂。关于“智破牛舌案”，在《宋史》也是多次被提及的，尤为详细的是，出现在《宋史·包拯传》里。

　　在天长县任期满后，也就是康定元年（1040），包拯被任命为殿中丞，调至端州任知州。在端州的三年里，包拯以清廉、公正无私而出名。这样，在天长县的基础上，包拯才以数年的功夫并名享各州了。

　　《元史·许衡传》：“包拯刚严峭直，号为明察，然一小吏而能欺之”，这就讲的是包拯在地方任小官时，常常为当地的达官贵族欺负。而在端州，包拯所遇到的就分明的体现这句话了。

　　端州，即今广东肇庆。端州盛产一种名砚，即“端砚”。我想，这端州的“端”字或许就与这个砚有关。端砚是作为朝廷的贡品之一，虽然是特产，但由于贪官污吏的缘故，进贡的数量急剧上升，且贪官们进行暗中变卖等，所以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包拯一上任后，就有些达官贵人来送礼，并有意无意的威胁他。包拯却置之不理，所以“一小吏而能欺之”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包拯还下令，严禁超出国家标准，严禁达人搜刮民脂民膏。于是，在这里，包拯得罪了许多的大人，却赢得了当地人的认可。

　　包拯一贯如此，行的正坐的直。所以当包拯离任的时候，他都没有带走一方端砚，“岁满不持一砚归”。在此，关于包拯的还有一个传说。那就是说包拯三年任满后，有个人就偷偷了将一件端砚塞进包拯的家当中。等包拯的船到了羚羊峡的时候，忽然，大浪不止，几乎快要将船给淹没了。包拯以为是自己贪了污，受了贿，于是命人将行李进行查看一下。果然，发现了一件端砚。包拯愤愤地将端砚扔进江中。忽然，浪没了，江面变得非常的静。而那端砚后来神化成了一座小岛，即今日的肇庆市鼎湖区广利镇的砚洲。而那包裹端砚的黄布，则神化成了砚洲附近的那个黄布沙。

　　在端州的三年，包拯除“为政清廉，品德高尚”外，还有为端州人民谋福祉，这集中体现在两件事上。第一，就是治理水患。宋朝的西江，不像现在珠江的那个分支西江那么的安静。那个时候，西江就是一个魔，常常洪水肆虐，惹得百姓寝食难安。而端州世代与西江为伍，故然包拯一上任，就要面临着治理水患的目的。

　　包拯在端州水利问题上，首先将城西、城东与城墙连合一体，于是，西江水被隔在城南河道里了。于此同时，包拯还带领百姓开凿开渠，并将沥湖进行改造。而这沥湖就是今天我国南方著名的旅游胜地广东肇庆星湖风景区。其次，包拯还带领百姓在水利上进行加工，并将与农业进行联合，使得端州农业生产总值急剧上升，并受到上级官员的认可。

　　第二，就是兴建学府。包拯在任时，兴建了端州历史上第一所公立学校星岩书院，而书院就在当时的宝月台。这宝月台即是今日的肇庆八景之一。而当时，包拯还为书院专门聘请了端州黄岗镇渡头村的梁燮。这人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请的出的，他是咸平元年中的进士，至于他当书院掌教的时候，已有六十多岁了。

　　第三，就是储粮备荒。包拯未上任端州的时候，端州似乎没有储粮备荒的习惯。而包拯上任后，便兴建丰济仓，在今中衙巷与米仓巷之间。如今为了纪念包拯的这一事迹，端州人们专门将丰济仓所在地方叫做 “米仓巷”。包拯还为这丰济仓专门写了一首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往哲有遗训，毋贻来者羞。”

【洞彻内外】

　　庆历三年（1043），包拯从端州知州任满，“中丞王拱辰所荐”而被拜为“监察御史里行”，这是给资历比较浅的地方官升任中央时的一个虚官。次年，也就是庆历四年（1044），包拯被改任为监察御史，掌“度支判官，三司户部判官”，这是一个主掌全国财赋的官职。这也标志着包拯从地方上转至中央，负责于全国的财政赋税。

　　当时，有个人叫张尧佐，是张贵妃之父张尧封的堂兄，而宋仁宗欲将封张尧佐为“节度使兼宣徽两院使”。包拯与时任右司谏的张择行、唐介等据理力争，认为这张尧佐根本之所以能够出任，完全是因为张贵妃的缘故。由于包拯的开谏，大臣们纷纷尾随，于是，碍于面子，仁宗就撤了这个职，不给张尧佐了，这就是“包拯三谏宋仁宗”的第一谏。

　　庆历四年（1044）八月乙卯，仁宗问大臣：“如闻诸路转运案察、提点刑狱司发擿所部官吏细过，务为苛刻，可降敕约束之。”先是监察御史刘湜说：“转运使掎摭州县，苛束官吏，人不得骋其材。”而包拯则紧接着继续说：“诸道转运使自兼案察及置判官以来，体量部下官吏，颇伤烦碎。欲乞于郊禋赦书内特行约束，凡官吏先被体量者，情非故犯，咸许自新。”仁宗皇帝听言，下令约束“诸路案察使”，这事记载于《续资治通鉴·宋纪四十七》。包拯就官员之事，还说了几个建议，非常的受到重视。包拯请求仁宗重视“门下封驳之制”，以及废除和禁锢贪赃枉法的官吏，积极选拔地方长官，实行对补荫弟子进行考试的制度，“请重门下封驳之制，及废锢赃吏，选守宰，行考试补荫弟子之法”。这充分体现了包拯在任上体恤国情，充分解释他对于宋朝仁宗时“三大冗”的“冗官”的看法。

　　不光是此，在《宋史·包拯传》里，包拯还对北方的辽国做了充分的看法。他说：“国家岁赂契丹，非御戎之策。宜练兵选将，务实边备。”国家每年这么的贿赂契丹，这不是防御的最好办法，应当同步的操练兵马，时刻守卫边疆。

　　说到了这里，我们不得不谈谈包拯出使契丹的事了。庆历五年（1045）八月，包拯被仁宗派往契丹，正式对契丹进行国事访问。在契丹的访问期间，契丹人屡屡刁难，不过包拯都迎刃而解了。其中一个故事，被记载在《宋史·包拯传》里。“契丹令典客谓拯曰： ‘雄州新开便门，乃欲诱我叛人，以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尝开门矣，刺疆事何必开便门哉？’其人遂无以对。”当时，雄州是大宋的一个边境重州，而涿州此时是契丹的一个边境重州。关于涿州，宋辽还未之打过一场战，那是在宋初时的事情了。那时，宋方是著名的大将曹彬领军的。

　　契丹典礼官对包拯信誓旦旦的说：“你们大宋在雄州开了一个便门，是不是想诱惑我国叛将到你们那里去刺探情报啊？”包拯将眼一转，笑笑地说：“那贵国的涿州城曾也开过便门，要刺探边疆情报，也不至于用这手段吧？”典礼官顿时哑口无言了。这是我国历史外交史中很典型的一个范例，就像新中国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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