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固传》中便记载说：明帝将班固“征诸校书，除兰台令史，迁为郎，典校秘书，令卒前所续《史记》也。”[17]（班固传）范晔在《后汉书·班固传》中也反复强调：“帝乃复使终成全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 “孝明帝使班固叙《汉书》”。[7]（班固传、天文志）而《太平御览》在引录未注撰者姓名的“《后汉书》”的记载时更说：“《后汉书》曰：‘班彪续司马迁《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之。’”明确指出班固是受明帝之“命”而撰修《汉书》的，即“受命写史”。[18]（史传上）《隋书·经籍志》中也同样明确记载道：班彪撰《史记后传》数十篇，未成而卒，“明帝命其子固续成其志”。[14]（经籍志）也就是说，“受命”写史在班固的个人经历中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广泛认可和关注的事实，是《汉书》写作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史实。东汉时期，凡涉及班固生平或其撰史活动的著作和文章，都有可能对这一环节进行记述，出现班固“受命”写史的记载。而此类著作和文章不在少数。10
问题在于，古代的书籍，在传抄的过程中，脱漏与误写时有出现。安帝时，邓太后在“诵读”经书及其它书籍的时候，便“患其谬误，惧乖典章。”不得不命人“雠校”，于是刘珍等五十余人遂“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7]（和熹邓皇后传、刘珍传）而蔡邕之所以要刊刻《六经》，其原因也在于“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因而与杨赐等人“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刻石立碑，以免谬误流传。[7]（蔡邕传）可见当时书籍传抄过程中的脱误是较为严重的。
在这种背景之下，作为被广泛传写的班固 “受命”写史之事，极易在传抄过程中被误写为“受金”写史。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命”、“金”二字，，字型十分相似，开初几笔又完全相同，极易混淆。早在西汉前期，二者的写法便已非常接近，这在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来。11因而，在传抄过程中，将“受命”写史误抄为“受金”写史，是很容易出现的讹误。主要有两种情况容易造成这一讹误：一是在长期展转传抄的过程中不慎抄错，从而形成错抄，这种情况较为多见。张家山汉墓出土竹简的《二年律令》中，不仅出现多处衍字、脱字，也出现了错抄。12特别是字型相似而又部分相同的字，更易造成错抄。律文的抄写应当非常慎重，尚且出现错抄，其他书籍的传抄，错抄更难避免；二是由于反复传阅抄写而使字迹受损模糊，因辨认困难而形成的误抄。张家山汉墓（二四七号墓）出土的竹简提示我们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其《二年律令》第十七号和第二六九号简中的“金”字，由于受损，便很难与“命”字相区分；第三三一号简中的“命”也因受损十分模糊，与“金”字相似。尽管这是长期埋藏地下形成的墓葬损害而非传抄损害，但在字迹受损造成辨认困难而可能最终形成误抄这一后果上，二者是相同的。上述两种情况的存在，使班固“受命”写史的史实很容易在传抄过程中被错抄或误抄为“受金”写史。就目前所知的记载，最早提及班固受贿写史问题的是仲长统，即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的相关记述。但是，仲长统生活的年代去班固逝世已一百余年，百余年间的展转传抄，无论是错抄还是因字迹受损模糊而导致误抄，都是极有可能发生的事。而“受命”和“受金”，皆为常见之辞，出现讹误不易发现，致使谬说流传，贻误后代。因而，所谓班固受贿写史，其最大的可能，是在书籍传抄过程中，将班固“受命”写史错抄或误抄为“受金”写史而形成的讹误。
另一方面，可以作为旁证的是，指斥受贿写史，一般都会述及具体的“涉案”情况，如受何人之贿，受贿的数量，受贿所涉及的史传篇目等。“诬攻”陈寿索贿者，尚且知道须“编造”出这些具体情节，以便使人深信不疑，诸如索贿对象是丁仪、丁廙之子，索贿数量是“千斛米”，交换条件是为丁氏兄弟“作佳传”，如此等等。[24]（陈寿传）而对班固受贿写史的指责，只说“受金”，具体情节无一字记述。这种违背“常理”的情况说明，所谓班固“受金”写史，原本就是其“受命”写史在传抄过程中形成的讹误，自然不会有具体的情节记述。
在中国古代，治史难，做良史尤难，故韩愈有人祸天刑之说。对班固“受金”写史的指责提醒史家，为史者，在治史过程中，除权势的胁迫，私情的困扰，利益的诱惑之外，还有可能“蒙冤”。而一个优秀的史学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应停止史事的记录和史著的撰写，不能改变对秉笔直书的追求，不能玷污史学“万世公论”的崇高声誉。因为记载历史，坚持直笔，撰写信史，彰善瘅恶，激浊扬清，对于史家而言，不仅是一种学术原则，更是一种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
注释：
1 《颜氏家训·书证》载：“沛国刘显，博览经籍，偏精班《汉》，梁代谓之《汉》圣。”见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第443页，中华书局1993年12月。
2至西汉末年，仅刘歆所撰《七略》中，便载录朝廷搜集的图书达33090卷。见 《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点校本第906页，1973年8月。
3葛洪在《西京杂记》中记载说：西汉经学家匡衡在成名之前，勤学苦读，“邑人大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
《西京杂记》卷第二，见（明）程荣辑《汉魏丛书》第305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
4 扬雄《法言·吾子篇》有“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见诸仲尼，说铃也。”见（明）程荣辑《汉魏丛书》第506页，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
5 《后汉书·王充传》记载说：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在太学学习期间，“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可以看出，当时洛阳“市肆”中流通的书籍，在种类和数量上都是较为可观的。唯其如此，王充才能通过在其中“阅所卖书”，成为“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的学识渊博的学者。见《后汉书·王充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629页，1965年5月。
6 班超即为一例，班固任校书郎后，其弟班超“与母随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汉明帝曾问班固道：“卿弟安在？”班固的回答是：“为官写书，受直以养老母。”见《后汉书·班超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571页，1965年5月。到汉灵帝时，著名学者蔡邕将《六经》刻石立碑于太学门外之后，更是出现了 “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的盛况。同样说明了当时书籍抄写风气十分兴盛。见《后汉书·蔡邕传》，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990页，1965年 5月。
7 班固初步写成《汉书》之后，在学者中反响甚大，有“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的记载。在“东京学者猥众”的背景下，“学者莫不讽诵焉”是只有在广为传抄的基础上才能形成的局面，因为数量众多的学者的“讽诵”，不可能是著作原件的相互传阅。见《后汉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