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当为律令所不许。汉律有“欺谩”及“受赇”之罪。[9] （汉律考）[10]（二年律令）班固受诏续修《汉书》之前，已担任兰台令史之职，因而受诏之后，是以朝廷官员的身份禀承君命而撰写国史的，这使他撰修《汉书》的行为成为一种“公事”。东汉近二百年的统治中，官员以欺君谩上和受纳赃贿而获罪者不在少数。而对受贿官员的惩处也是非常严厉的，即顾炎武所说“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11]（除贪）不仅受贿者要受到严惩，且往往衅及子孙。班固如果在撰修《汉书》时受贿，上则欺谩君主，下则公事纳贿，违犯律令，当受严惩。而实际情况是，尽管班固生前结怨不少，但终其一生，却始终未见有人以受贿写史之罪举报弹劾他，更未因此而违律受惩，殃及子孙。

复次，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将为士林所不齿。东汉士人，崇尚名节，且自东汉初年起，渐成风气。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东汉开国君主刘秀“尊崇节义，敦厉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自此以后，“风俗为之一变，……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11] （两汉风俗）与此相适应，以名节高下褒贬人物的“清议”之风在当时也十分盛行，士林尤甚。顾炎武即指出：“清议”之制始于先秦，而“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里选举，必先考其生平。”两汉时期，清议对一个人的升黜荣辱有着重大的影响，所谓“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 [11]（两汉风俗）这种流行于士人之中的清议，重守节而贱贪墨，纳贿撰史是士林所不齿的行为。因而，，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其书其人，难逃清议指责。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汉书》撰成之后，“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7]（班固传）且自此以后，声名日盛，东汉时为《汉书》作注写序者已不止一家，影响之大，远非它书可比。以博学著称的东汉著名史学家荀悦，受献帝之命，依据《汉书》而撰成编年体西汉史《汉纪》，在研读《汉书》和编纂《汉纪》的过程中，荀悦从未说过班固有纳贿之嫌《汉书》由受贿而成。及至后世，更有治《汉》成圣而被誉为“《汉》圣”者。1连极重家族子弟道德教化的颜之推，在其著名的《颜氏家训》中也十分推崇《汉书》。受贿而成的史著，是不可能在士林中享有如此长久而又崇高的声誉的。

最后，班固如果受贿写史，则怨家不会轻饶。班固对子弟和家奴，一向疏于管教，不仅“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7] （班固传）更有甚者，其家奴竟敢当街“醉骂洛阳令种兢”。在班固受外戚窦宪宠信而势盛之时，种兢虽然隐忍不发，但心怀怨恨。窦宪失势后，为其“典文章”的班固失去依靠，种兢遂以逮考窦氏宾客之名将班固收捕下狱，使班固最终瘐死于狱中。和帝在得知班固的死讯之后，下诏切责种兢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抵主者吏罪”。[7]（班固传）[8]（卷四八）当此之时，以惩治窦宪宾客为借口将班固逮捕下狱，为泄私愤而千方百计罗织罪名以置班固于死地的种兢，并未指认班固在受诏撰修国史之时收受贿赂，以此来为自己开脱，作为收捕班固和为己申辩的“最佳理由”，如果班固受贿写史，身为班固怨家的种兢岂能轻易放过此种“良机”。

由上可见，天子不宥、律令不许、士林不齿、怨家不饶等在班固受贿写史之后应当发生的事情却无一出现。是天子尽皆愚钝还是律令形同虚设；是士林不辨清秽还是怨家宽宏大度，显然都不是，我们看不出班固有何“神通”在撰写国史时受贿这一严重的“违规”行为之后还能免遭非难和惩处。合理的解释应当是：班固原本就未曾在撰修《汉书》的过程中收受过贿赂。

三

但是，“受金”之说非止一人，似乎并非空穴来风。那么，这一说法由何而起呢？笔者认为，这是《汉书》在被广泛传抄的过程中出现讹误而流传后世的结果。依据如下：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的复制，依赖手抄。两汉时期，书籍的抄写已不鲜见，这从相关史料的记载中即可看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中说：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13] （河间献王传）可见，作为地方藩王，刘德所抄写（当然是组织人力抄写）的书籍，在数量上与朝廷相等。2尽管刘德生活的时期，朝廷藏书的数量不及西汉末，但西汉在汉文帝时，已是“天下众书，往往颇出。”[13]（楚元王传附刘歆传）至刘德集书之际，情况应当更好。因而，刘德所抄写的书籍，在数量上是较为可观的。此后，至西汉后期，民间已有“家富多书”者。3且至晚在西汉末年，已经出现了“书肆”。4到东汉时期，书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其中流通的书籍也不断增多，涵盖了所谓“众流百家”之学。5毫无疑问，民间“家富多书”者的出现以及“众流百家”之书在书肆中的流通，都必须以书籍的普遍传抄为前提。而东汉和帝时“蔡侯纸”的发明，更则改变了此前在书写材料上“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的状况，在书写领域内得到日益广泛的运用，所谓“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7]（蔡伦传）这为书籍的抄写提供了更好的条件，促进了抄书之风的盛行，乃至出现了以抄书为生养家糊口者。6因而，在班固写成《汉书》之时，书籍的抄写已较为普遍，其后更为盛行。

在这种书籍抄写之风盛行之际，《汉书》因其极高的声望成为被广泛传抄的史著。这种传抄，一是在学者之中，即所谓“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7 二是在青年学子之中。8需要指出的是，东汉教育的发展状况比较好，汉明帝永平年间，已是“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7]（班固传）到质帝时，仅太学生便多达“三万余生”。[7]（孺林列传序）而私学教育尤为兴盛，《后汉书·儒林列传论》记述说：其时，“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7]（孺林列传论）这些描述，也许不无夸饰之处，但整体状况比较好，应当是可信的。与教育发展相适应的对书籍的需求以及青年学子的兴趣，成为包括《汉书》在内的享有盛誉的著述被广泛传抄的重要基础。

伴随《汉书》备受青睐和广泛传抄的，是对撰修者班固的生平特别是《汉书》写作过程的记述与传写，以及对《汉书》功过的评论。从仲长统不得不专门撰文详加辨析即可看出，自《汉书》问世至东汉末年的百余年间，或“功”或“罪”，或誉或毁，众说纷纭。9，在所有这些记述、传写与评论中，班固受明帝之命续写《汉书》，无疑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事件，不仅事涉最高统治者，同时也是《汉书》能够最终得以完成的转折点。凡述及《汉书》撰写的史籍，无不提及此事。《东观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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