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得清楚。本文一开头就提到“潜水艇夹肉面包”及“尊卑男女长幼”的组织，这种形态，以明朝最为显著。要是我们采取大历史的眼光，则可以从社会形态上看出道光帝与耆英的“筹办夷务”，糊涂中仍有他们的逻辑，此乃因中国的简单体制，无法容纳西方的另一炉灶。十三行的贸易已经将例外的情形，扯开到最大限度。事实也证明，兹后签订《南京条约》，不仅是丧权辱国，而是使传统组织更无法维持。同样我们也可以想象太平天国的失败，不仅由于林凤祥的北伐不彻底，或是杨秀清的狡诈巫术坏事，而是在潜水艇夹肉面包的组织内，“良心上的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没有本身存在的价值，太平天国的滥用，更给曾国藩以口实，他就因之利用这机会，去增强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秩序，完成“中兴”大业。同时我们也可从这简单的结构中，看出康梁“百日维新”没有出路。康有为的想象，近于“乌托邦主义”，他主张以发公债支持新政，又完全没有把自己的脚跟点看清。总而言之，在很多近代史的题材中，明史的了解，可以使我们从基本的技术角度上把问题看穿，也可以把当事人的贤愚得失都视作次要的问题看待。
在历史教学上讲，我们也可以减少史迹在人事上的各种重复的资料，避免以谩骂作解释历史的坏习惯，直接而又冷静地说明传统社会不符合现代需要。中国在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这一来就断绝了高层组织与低层组织间的联系，各地区田赋的底账，却仍用明朝的记录做根据Sidney DGamble，Ting Hsien：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Stanford，Calif.，1954)，p170可为例证，其他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情形见同书，。民国成立后，国家自国家，社会自社会，也难怪立宪运动的没有成效。法律必须有社会的强迫性(social compulsion)才行得通。民国初年的政客，都是社会上的游体(foreign body)，军阀的割据，今日看来，势必为无可避免的形势。因为农村经济关系，无非土地的租赁及高利贷的借放。这些来往都在极小规模内实行，政府也无从干涉，此外社会上的尊卑男女长幼，更无法可以改造利用。逻辑上只有私人军事力量，才可以控制这青黄不接的时代；而私人军事力量也很难在三两个省区外有效。这几句话，也可以概括五四运动前后国民革命尚未展开时中国的一般情势。其症结就是无法在数目字上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