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画像

主持人：刘立志

特邀嘉宾

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著有《张居正评传》等

樊树志：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教授、博导

熊召政：《万历首辅张居正》编剧

梁启超：“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

主持人：近日播出的历史剧《万历首辅张居正》，塑造了一个呕心沥血的改革家的形象。很多人都想了解历史上真实的张居正是个什么样子，请做些评述。

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拥有276年历史的明王朝，有过能人辈出、群星灿烂的辉煌，可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却断言:“明代有种种特点，政治家只有一张居正。”以这样高的评价给予张居正，不仅是看重16世纪的明代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宰相之杰，更在于张居正确有过人之处。明末学者刘芳节自述他阅读张居正遗集的心情是: “手舞足蹈而不能已。”盛赞这是“千古奇人，千古奇书。”张居正非有极大的思想魅力，不足以赢得后人如此倾倒。

樊树志（中国明史学会顾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历史人物是复杂多面的，张居正当然也不例外。他既是无所畏惧的改革家，自诩“嫌怨有所弗避”；也是一个权势显赫的首席大臣，惯于玩弄权谋术数的政客。刻画这样一个人物，忽略任何一面都不可能接近历史真实。当时人已经注意到他的两面，《明神宗实录》对他的盖棺论定，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绩：“成君德，抑近幸，综名实，清邮传，核地亩”；另一方面也指出他的过失：“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幸”。

主持人：作为一个雷厉风行的改革家，张居正的成就体现在哪里？

樊树志：张居正得到皇太后李氏与小皇帝朱翊钧的充分授权，得到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密切配合，“代帝摄政”，“宫府一体”，得以独断专行。凭借这样的权力与地位，大刀阔斧推行改革，雷厉风行。时人把这种久违了的政局，称之为“朝下令而夕奉行”，“中外淬砺，莫敢有偷心”。因此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无论是迫使官员不敢懈怠的“考成法”，还是清理欠税增加财政收入的“清丈田亩”，以及把“一条鞭法”推广到全国，促使赋税徭役货币化，都收到了以往罕见的成效。嘉靖以来政治颓靡，财政亏空，边防废弛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国力不断下滑的颓势，得到了遏制。这就是张居正改革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原因。

刘志琴：张居正出身贫寒，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在万历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史称“万历新政”），把衰败、混乱，几近崩溃的明王朝，治理得民富国安，人们称颂他是起衰振堕的“救时宰相”。“救时”是很高的评价，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震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称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张居正被冤之后，不仅有支持改革者的辩诬，还招来一批反对派的追思。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前所未闻

主持人：张居正与您所说的另两位改革家特别是同时代的王安石有何异同？

刘志琴：王安石和张居正的改革与商鞅变法不同的是，他们都属于同一体制内部的革故鼎新。王、张都使得国库转亏为盈，摆脱财政危机，诸多创制都在后世得到延续和发展。然而王安石遭受抨击七百年，直到19世纪才得到公允的评价，而张居正身后虽然被诬蔑，家属罹难，而对他的赞誉却不绝于史。即使在他被诬之际，有的为他立碑称之为“社稷之勋”；有的刊刻遗集，自行出版；有的抚文追思，怆然泪下。令人玩味的是，为他平反的不仅有他的支持者，还有被他打击、与他结怨的反对派，这还不止是一二个人，而是一批人，更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当初因为不同政见被张居正杖打致残的都御史邹元标称赞张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面对张居正，他竟然怀抱内疚，声称“奚愧矣! ”拖着一条拐腿为昭雪张居正奔走呼号。这不能不使人惊叹! 论人品和学问，张居正并不在王安石之上，王安石郁郁而终，反对派犹追打不息，被谤七百年之久。而张居正被冤的身后，不仅有支持改革者的辩诬，还招来一批反对派的追思，哀叹世上已无张居正! 是喜耶? 悲耶? 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前所未闻。

张居正创造了以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的成功范例

主持人：在改革方略以及具体的改革措施方面，张居正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刘志琴：王安石是一代大儒，他的品行、文采、清廉，冠绝一时，可他是个书生，他一上阵就实施青苗、均徭等新制，进行经济改革，可他没有一个得力的班底，依靠的仍然是腐败的官府，再好的政策也经不起贪官的上下其手，例如青苗法，本是为减轻农民高利贷的负担，取消私贷，统一由国家发放低息贷款，然而原定的一年二分利，一经转手，成为半年二分利，层层加码，弄得国贷比私贷还凶猛，好心办了坏事，给反对派提供了口实，致使改革困难重重，弄得农民怨声载道。张居正改革所以能长驱直入，所向披靡，关键是他周围有一批得心应手的人才，组成学有所长、术有专攻的班底。张居正改革首先出手的是整顿官府，考察名实，淘汰冗官污吏，然后再进行清丈田地，抑制土地兼并，推行一条鞭税法。人们称誉这是“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得到民众的由衷拥护。十年新政，前五年官僚体制改革，后五年经济改革，创造了以政治改革推动经济改革的成功范例，相比之下王安石却无此大手笔。张居正取得这样大的成效，是由于其改革明确提出近民便俗的主旨，以惠商利农的政策，使新政取得预期的成功，这是超群出众的见解，也是他与王安石变法有不同结局的思想渊源。

张居正不但长袖善舞，而且还打破道德观而“与狼共舞”，这也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主持人：改革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战略方针的正确选择，也得益于主持者的为人之道，张居正在这方面有何过人之处？

熊召政（《万历首辅张居正》编剧）：近年来，有史家认为，万历初年的中国政坛，李太后、张居正与冯保三人构成了牢不可破的权力铁三角，这说法有一定道理。李太后虽然贵为皇母，但出身寒微，懂得民间疾苦，她对儿子管教非常严格。冯保精通古琴与书法，是太监中难得的儒雅之士。他是小皇帝的大伴，小皇帝对他非常依赖。此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贪墨成性，但也能够识大体。张居正在三人中，是真正的灵魂人物。推行改革，没有三个人的合力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李太后与冯保二人，不可能有什么创见。相反，他们还各有私欲。张居正总是能做到既满足他们的私欲，又不至于让其私欲过分膨胀，并以此换来他们对万历新政的支持。

对于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来讲，既要讲操守、气节，也要讲变通、交易，有时候，要有舍弃操守而进行交易的勇气。张居正与冯保之间就是这样，冯保有时收受大批贿银而希望张居正给某人升官时，张居正不但没有抵制反而尽量满足。这一点，日后成了人们攻击张居正的口实。但放在当时那种特定的情况下，张居正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替代。

中国古代士人，历来重操守而轻事功。如果操守与事功不产生矛盾，则都能做到慷慨任事。如要为完成事功而有损于操守，则多半会回避或干脆挂冠而去。注重操守原也无可厚非，但若每个人都洁身自好而不肯为国家建立事功，则国计民生的大事就无人承担了。这乃是因为，自古至今的官员队伍中，从来就是善恶忠奸搅和在一起。恶者为求一己之欲，从来不择手段、不顾道德；若善者一味死守道德底线，则如何与恶者抗争，如何建立事功？

儒家将立德放在人生的最高层次，其次是立功、立言。因此，中国的读书人便以立德为最高追求。但无庸讳言，报效国家的人首先应当有立功的思想，事实相反，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不肯“与狼共舞”。

张居正一旦登上首辅之位，不但长袖善舞，而且还打破道德观而“与狼共舞”。窃认为，万历新政之所以成功，作为改革领导人的素质来说，这是关键中的关键。当然，“与狼共舞”不是同流合污，而是曲尽其巧的权宜之计。

作为政治家，张居正奉行的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策略，正因如此，万历新政才能够获得成功

主持人：任何一场改革，首先必须从人事开始，张居正在用人方面是怎样做的？

熊召政：张居正的用人经验，概括起来是八个字：重用循吏，慎用清流。

作为改革家来说，“与狼共舞”固然痛苦，与清流共事亦觉艰难。所谓清流，即奉道德为圭臬，宁可事做不成也决不肯损害个人名誉的人。张居正上任之初，为了稳定政局，启用了一批元老级的人物充任六部堂官。这几位大老，都有明显的清流倾向。依靠他们推行改革，显然不切实际，但张居正初登首辅之位，根基未稳，还得依靠这些清流领袖帮助他稳定局势。等张居正改革拉开序幕后，这些人果然想不通、看不惯，于万历三年前都相继离去。

循吏是指那种不计个人得失，毁誉不计只希望把事情做成做好的官员。这有点像小平同志所讲的“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但是，由于当时的官场以清流居多，张居正的用人标准与整个文官系统的道德标准与利益诉求大相径庭，因此受到的压力也最大。

自主政之后，张居正告诫吏部：“良吏不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这句话用今天的语义解释，即会考试的不一定会当官，高学历不等于高水平。清代龚自珍说过“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文人论政的话。张居正作为政治家，奉行的是“不拘一格用人才”的策略。我想，正因为他做到了这一点，万历新政才能够获得成功。

骄横、专断、喜奢华、偏好阿谀奉承之词，致使张居正用人选才失误，加速了身后的人亡政息

主持人：张居正身后人亡政息的悲剧，源自哪里？

樊树志：张居正身上少有温良恭俭让，少有宽厚仁恕，多的是独断专行，咄咄逼人。不少赞成改革的官员，也批评他过于严厉，过于操切。他讲究权术与谋略，甚至在权力斗争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阴谋诡计，手法老练圆熟，可以不顾颜面，不顾舆论的非难。

刘志琴：作为一个改革家，当时人谓张居正治学“最称严核”；治家“教子极严”；治国“有才有识，故能担荷宇宙，勿徒以极臣相拟。”在风云际会中形成他刚毅、深沉、傲然、机警的品格，充分展示了他卓尔不群的风采。然而，他骄横、专断、喜奢华、偏好阿谀奉承之词，致使他用人选才失误，加速了身后的人亡政息。

其实，张居正对历代改革家的厄运并非无动于衷，晚年的他“亦自知身后必不保”，但仍然矢志不移。早在他事业鼎盛之时，即作出这样的预言:“大抵仆今所为，暂时虽若不便于流俗，而他日去位之后，必有思我者。”这真是不幸而言中，在他满门查抄后不久，就有人叹息:“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到了新政被颠覆，国势急转直下，各种矛盾爆发，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之时，人们急切地盼望再出现一个磊落奇伟之士，扫除廓清天下之患。无情的现实是，世上再也没有了张居正，对张居正的怀念就是在无可奈何情况下的呼唤。

历史嘲讽的不是张居正改革，而是断送改革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