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气、骄气和流气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风俗，一方风俗造就一方人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三秦多剽悍勇猛的好汉，齐鲁多耿直刚烈的英雄，荆楚多磊落放达的人杰。张居正生在楚地，以楚地而自豪，他曾说：“楚地有长江、汉水，衡山、巫山，水势澎湃，高山巍峨，民性多有襟怀坦荡，豁达大度之气概。”又说：“在国家多难之秋，楚人能挺身而出。”在危机四伏的隆庆、万历之际，他疾呼：“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消除天下之患。”这是他对人才的呼唤，也是对自我的标榜。

张居正就是这样一个富有豪情壮志的政治家。他在登临赤壁时，极目楚天，激扬文字，一抒他的抱负和感慨：

登赤壁矶，观孙曹战处，慷慨悲歌，俯仰千古。北眺乌林，伤雄心之乍衂；东望夏口，羡瑜亮之逢时。遐想徘徊，不知逸气之横发也。继过岳阳，观洞庭，长涛巨浸，惊魂耀魄，诸方溟涬，一瞬皆空。

这首词大气磅礴，俯仰千古兴亡，使他悲喜交集，逸气横发，充满了壮士的豪情。他品评人物，别具慧眼，号称竹林七贤的魏晋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由于醉酒酣乐，放荡不羁，有违名教，常为世人所诟病，他却高度赞扬这七子“不随俗好恶”的品节：“今人非议七贤者，多观其沉湎酒色，恣意妄行，便说这有累名教，贻祸晋朝，此所谓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种庸人之见，实在不识良工的匠心独运。”

晚明的儒林、文苑，有一批狂放的学者士大夫，他们有的傲视权贵，愤世嫉俗；有的藐视道学，非圣非经；有的不拘格套，独抒性灵。他们张扬个性，崇尚“顶天立地丈夫身，不淫不屈不移真。”王阳明认为这是“狂者的胸次”，“信得此处，方是圣人的真血脉”。这股狂放的心态，类似魏晋的名士。张居正对竹林七贤的称赞，说明他也深受这一思潮的鼓荡。真正促使他缅怀七贤，忘情颂扬的是那七子不随波逐流、特立独行的风骨和强烈的自我意识。惺惺惜惺惺，正是有与竹林七贤相通的豪气，才有如此强烈的共鸣。

如果张居正也是一位骚人墨客，也许在明代又多了一位文人狂士。可是张居正不是竹林七贤，成书在万历四十年（公元 1612年）的《张太岳集·序》指出：张居正平生“不屑为文人”，他的所作所为“实亦非文人所能为”。在他与高拱共事内阁时，互相以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一代名相为表率，谋求治国理政之道。他是名扬荆楚的才子，却不屑于做一文人，从少年时代就放眼天下，以肩负天下兴亡为己任，从政后许下“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诺言，称“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许知己，惟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因此义无反顾地成了一名起衰振隳的宰相。

虽然在张居正内心深处，向往悠游豪放的生活情调，蕴藏了对竹林七贤的钦羡，但在现实中他却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他魄力过人，也威严过人。他的儿子张敬修描述他：“遇事有执持”，“湛静沉默，声色不露”。自从出任首辅后，张居正更是老成持重，对客人往往不交一言，为人矜持，沉默寡言，喜怒不形于色，但要发话，威势逼人。张居正给小皇帝讲课，神宗把《论语》中的“色勃如也”，误读成“色背如也”，张居正一声“应当读‘勃’！”使神宗顿然惊悚。他要一发话，能使“百僚皆惕息”，连大气也不敢出。主持内阁会议时，他气盖群臣；与客人交谈，不数语即行送客。对于同僚，他就是这样咄咄逼人，不屑一顾。

他凌厉的威力，是骄横、刚愎性格的反映。蒙汉和议成功，他恃功逞能，自命不凡，声称：“我不烦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赞我也。”“豪杰所见，自与凡人殊也。”他多次自比为辅佐商王的伊尹、神机妙算的诸葛亮，因此给同僚留下“骄抗，轻弃天下士”的印象。清代学者林潞认为，这是他自恃才高而溢于言表，重蹈韩信的覆辙；谈迁说这是犯了“威权震主”的大忌，因此贻祸于身后。

那么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冷面相对，威严不可一世之人吗？不！在他身上还有与骄气难以相容的流气，使人大出意外。他在受到刘台的弹劾后，当堂批驳刘台说：按军规，巡按不得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身为巡按，违制抢报军功，是臣请旨予以降职处分，刘台就已怀恨在心。傅应桢下狱，因为是他的同乡，由此猜疑更多，积怨愈深。刘台本是臣的门生，二百年来从没有门生弹劾师长的先例，臣只有一去以谢之。说罢，就伏地哭泣，要求辞职，神宗走下御座亲自拉他起来，“慰留再三，居正勉强同意，犹不出视事。”

一个威风凛凛的宰相竟然当众大哭，伏地不起，还闹得要辞职罢工，经皇帝再三慰留，也不听，最后用白纸黑字写了手敕，他才出来管事。对于一个并不严重的上疏，何至于这样的撒泼？类似的事还发生在夺情风波中，当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被处以廷杖时，王锡爵、申时行出面向张居正求情，这两人均是他的好友与同事，也是凭不一般的友谊进行调解。当他们说明来意后，张居正突地转身一拜说，你们这是要赶我走，我能怎么样，那就只有自刎了。

这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有生动的叙述：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联合上疏指控“居正忘亲贪位”，张居正大怒，欲以重处。马自强出面调解，张居正突然跪倒在地，一手抹须说：“公饶我，公饶我！”王锡爵以好友的身份再次相劝，张居正说：“皇帝已经发怒。”王锡爵说：“圣怒，也是为了你。”话还未说完，张居正突然屈膝于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说：“你杀了我，你杀了我吧！”王锡爵大惊失色，急忙退出。

又是抹须，又是跪倒，又作刎颈自杀状，为了这样一件小事，竟然闹得要自杀，活像一个无赖！这又岂是堂堂宰相所应有的行为？真是匪夷所思，无怪乎连与他共事已久的王锡爵也吓了一跳。张居正出身下级军士之家，自小心高气傲，在民间摸打滚爬，具有英勇无畏的军人气质，但那不甘于人下的心态，奋起急追的泼辣劲，一显峥嵘，便使得同僚手足无措。

一个饱读经书的才子，倜傥豪放的翰林，威震当朝的宰相，兼有泼皮样的身手，这些互不相容的多极表现，竟然浑然一体，这就是活生生的张居正。尽管他有进退徐疾、洞若观火的智慧，胸中藏兵、决胜千里的勇气，工于心计，深谙权术，但逃不脱这性格的自伤和伤人，他埋怨：“仆以孤直，不能随俗讨好于人，错当宰相，为众所忌。”殊不知，正是他缺乏这一自知之明，才加剧了身后的罹难。

这是真正的性格悲剧！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刘志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