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是明帝国的经济命脉，这条水道是京城和江南之间唯一的交通运输线，明帝国对其的依赖程度超过了历代王朝。南方所有的供应都要通过其来运输，除了作为粮食的谷物之外，还有蔬菜、水果、家禽、纺织品、木料、文具、瓷器等等，甚至箭杆、制服、扫把等物品也是通过运河送到京师的。不过，这里我们讨论的主要是漕粮。

明初时期，政府规定用粮食来缴纳土地税，税额总数接近2950万石。其中1200石由地方政府支配，800万石主要是华北征收作为军队军粮。其余不到1000石共中央政府支配，这里有120万石左右交付南京，那么大约有820万石需要从江南运到北京。

通过运河每年运输820万石，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而漕运的最大能力不过是每年400万石到500万石之间。正统年间的将400万石永久折现成100万两金花银，除了满足皇帝个人欲望，以及白银流量的增加外，也有对漕运运输极限能力的现实考虑。

据统计，1435年到1486年间，最大的运输量是1445年的460万石，最少是1464年和1469年的335万石。从1487年到1520年的34年间，每年的运输量为400万石，从未中断。

明代的漕运是帝国对其期望程度所衍生出来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其运输能力一直没有提高，主要原因是很少进行水利工程，漕军陷入了经济破产的贫困之中，纳税人的额外负担很重。

然而，每年400万石左右的粮食是京师和北方开销必须的吗？事实证明，在明代中后期，帝国政府需要的并不是粮食，而是白银。1579年，户部尚书汪宗伊报告说：北京和通州粮仓存储的粮食加起来，总数超过了15万石，而年消耗只是1.9万石，结果1571年运来的漕粮已经腐烂了。此时大学士张居正在给朋友的信中也提到：运艘过淮，无任欣慰，今计太仓之粟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五六年，鄙意十年之上，当别有勾当，今未敢言也。

1583年，粮食存储超过1800万石，虽然年消耗上升到220万石，但存储量远远多于消耗量。大学士申行时强调说：京仓积米，足支八九年，愈多则愈浥烂。

我们知道明帝国的财政结构很不合理，漕粮就是其中最不合理的一个方面。漕粮运输的成本很大，而京师又不需要这么多，事实上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京师消耗了大量的漕粮，养活了大量宫廷侍卫、苦力和工匠，还在京师维持了一支庞大的军队，虽然这支部队从来没有给明军带来任何战斗力。但帝国政府还是努力维持每年400万石的运输量，而没有想过投资在其他基础建设方面或者用于别的项目开支。

在明代后期，经常出现粮食不足而导致边兵哗变的情况，我们或者认为如果有更多的漕粮运输会改变边防局势，但漕运的能力无法提升，而且更大量的漕运运输也无助于明帝国。

明末时期，因为辽东战事，明帝国的粮食供应问题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以往帝国关注的是怎样将粮食从江南运到北京，现在关注的则是怎样将粮食从天津运到辽东战区。

北京有粮，并不意味着辽东就有粮。事实上辽东战区并不总是缺银，缺粮现象同样存在，熊廷弼接管辽东防务时，就曾不断向明廷要求提供粮食而不是银两。

1619年，熊廷弼指出，其麾下有士兵180000名，战马90000匹，每年需要军饷银3240000两，粮食配给1080000石，战马饲料972000石大豆和216000000捆草料。

帝国政府仅仅提供了部分后勤物资，但运输也是很大的难题。巡抚李长庚上奏说：“夫辽饷二百万，以每舟载五百石计之，须得四千舟始可完二百万之运，而臣所造雇津船二百只、淮沙船五百只耳。”《明史》记载陆地运输的开支为每石一两白银，其他资料则表明，每石运输为二两白银。这部分费用如此昂贵，以至于帝国的物资无法及时快速运送到前线去。

熊廷弼曾经上书曰：“辽东买一弓二两，一矢五六分，更无买处。至于衣甲、撒袋、鞍辔、皮绳诸物，日日装束。时时追逐，补绽缝破，无事不贵。每见军士赔办器物，典卖行囊，身无寸绵，KT穿甲，心如刀割，而恨不能以身代也。”

熊廷弼所描述的情况大量存在，以至于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东北某卫所在1619年突然消失了，其原因就是因为当年一天晚上，1000名士兵中就有700多人逃亡了。这样状况的明军，可想而知其战斗力。

从物资上看，辽东战事的后勤供应问题和漕运关系并不大。即使漕运能够提供足够的后勤物资，但从北京或者从天津到战区，其运输效率和运输费用也不能满足辽东的需要。

明代的漕运，虽然对帝国经济如此重要，但繁荣时期提供的物资只不过用来浪费，战争时期也不能提供有力的帮助，无助于后勤的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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