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田，开中相继败坏后，为解决明代军队军饷匮乏的问题，国家每年不得不把雪花花的白银成堆成堆运到各镇，此一项开支即是年例银。年例银始于正统初年，起初仅为补充性质的临时性的军饷供应，数额也小，只限于个别边镇，后来成为一种常例供应，数目也变得非常庞大，明代军队主要靠此项年例银供养。年例银从正统年间的十余万两，发展到二百，三百万两，至明末已经达到千万两。当年例银成为明代军队军需主要的供给来源时，明代国家的军事政策已经变成与宋代一般无二的养兵政策。明代的军队数量现在仍然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有人说三四百万，有人估计是近八百万。现在这几百万军队主要倚靠国家财政支出来供养，这使得明代财政屡屡出现赤字。据黄仁宇先生对16世纪明代国家未实行三饷加派前财政收入进行过估计不到三千万两白银。而军饷中年例银一项就占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左右。若以明代太仓收入计算，太仓收入在嘉靖加派军饷以后才超过四百万两白银，则年例银一项就占到国库开支的十六七。明代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军队拖垮的。因此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上个世纪初就说明代的灭亡与明代军饷开支有着莫大关系。

更可悲的是，明代国家实行养兵政策，可所养之兵不得其用。明代军队系统腐败之厉，亦是中国历史上仅见。各级军伍侵吞克扣军饷，索取例钱，虐待士卒等等，致使逃兵现象一直存在。明代军队战斗力之低下大概较之宋代犹不及，故又间行募兵制度。抗倭名将戚继光调镇北边，看到卫所军兵士气不振，列队不成形，衣衫褴褛等情形后，不得已奏请征调己所募义乌兵北上；又明军在与满洲军作战中，刀枪朽钝，盔铠纸薄，士兵面有菜色等等，这些都证明了明代所养之兵不可用。

若能起朱元璋于地下，看到当年追随他横扫六合的军队，在明代军事制度的供养下成为一群废物，在倭寇与满洲军面前不堪一击，不知作何感想，该如何痛骂他的不肖子孙呢！

重农政策与明代商品经济的新发展

一个人的出身环境，成长经历决定一个人的思维以及他的世界观。出身于世代雇农之家的朱元璋，成长途中倍尝人间艰辛，这一切无疑对他设计国家制度和国家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朱元璋骨子里仇恨富人，商人，同情穷人。因为朱元璋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人就有人的情感和喜欢爱憎。

吴元年九月攻下苏州，擒下张士诚。十月，就下令迁移苏州富民几万人于京师。后又以中都凤阳土地宽阔，人口稀疏为借口，再次下令迁徙江南地区的富户充实当地。朱棣营建北京城再次迁徙南方富民充实其中。经过几次迁徙富民运动，明初的富民阶层基本被消灭无存。朱元璋看到战火兵燹后的中原地区，土地荒芜，人烟稀少，于是建立司农司，命有司督促鼓励中原地区人民垦荒耕植，且定下永不起科的条例，要求该地区种植桑麻树，同时免除若干地区若干年的赋税等。由此可知，朱元璋继承实行了中国传统的重农和打击富户商人的抑末政策。黄仁宇说按照他的理想，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国家大农庄。朱元璋的这种国家经济政策明显地打上了他出身环境的烙印。

但是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个人的意愿而转移。至明代中后期，商品货币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银为法定货币，货币经济达到相当的规模，尤其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更是成为一个亮点。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甚至导致了社会结构，文化思潮，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突破了过去的传统社会的框架与窠臼，出现了一丝新兴的社会经济文化气象，现在变成中外史家讨论的热门话题，甚至成为中外史家用来对抗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资源与证据。但是在旧的制度框架下，这种新兴气象亦很难从根本打破束缚其发展的桎梏而发生质变。尽管如此，这一切已与朱元璋的理想与制度设计发生了甚大的背离。

为了限制商业发展和出于边防上的考虑，明初实行寸板不许入海的海禁政策，希冀达到限制商业发展和防止倭寇侵扰。但是超出朱元璋理想之外的是，倭寇从明初就不断骚扰中国的海疆。经过几朝的发展演变，终于酿成嘉靖万历年间的倭寇大动乱。当时中国存在着所谓的南倭北虏的说法，已彻底宣告了明初海禁政策在现实中破产。而且正德以后，明代的海外贸易掀起了一轮高潮，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海贸新时期，海外的白银如潮般涌入中国。这一切都打破了朱元璋设计的海禁政策，但是他已经无法亲眼目睹这一切变化。

此外，他精心设计的基层税收制度——粮长，里甲制度也变成殃民的一大弊政，逐渐被抛弃和替代。

明代中后期的人往往在他们的论著中夸耀到我朝超迈前朝的有四事或五事。不知是出于真心赞颂，还是碍于政治力量的钳制 现在看来唯有一事是再恰当不过的，即明太祖朱元璋是起于微末之家。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发展是不随人愿的。朱元璋根据自己的经验和凭借他个人手中至上的权力，可以设计出明代的一切制度框架，但是他无法扼住历史发展的脉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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