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相与内阁

朱元璋在位期间，所做的最令后人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废除实行近了一千六百年的宰相制度。这个出身世代雇农之家的皇帝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了废除宰相制度的行动。一切都是在有预谋中进行的。在选择中书省宰相一职的人选问题上，朱元璋亲自征询了智多星刘伯温的意见。刘伯温仔细分析了当朝能够成为宰相候选人的品性，才干，德能。刘伯温所论列的数人皆不可为相，最后皆相，而且最不被刘伯温看好的胡惟庸偏偏成为权力最重的中书左丞相。从朱元璋对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等数相所谓叛乱事件的处理方式与手段中，难免让人怀疑其所暗藏的真正动机和目的，大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韵味。还是朱元璋自己的话道出其中真谛，“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今我朝罢丞相，…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且诏谕其子孙永不得设相，作为祖训载入《皇明祖训》。 朱元璋口中的朝廷不就是他皇帝自己嘛！加强皇帝集权的意图，昭然可揭！

废相不难，去相后的政治制度局面如何处置就是一个摆在朱元璋面前的大问题。原本隶属中书省的六部一时之间失去合法性的地位。为了解决此一凸现出来的严重问题，朱元璋采取了提升六部官秩的办法，使六部直接隶属于皇帝统辖。如此则皇帝一人兼皇帝与宰相二职于一身，皇帝权力自然变大。这一逻辑符合朱元璋的逻辑。

体制变更带来的问题可以体制变更来解决。但是体制变更带来的职责与事务的问题，就不是简单的体制变更可以处理好的。废相不久朱元璋便发现，原由宰相承担的事务落在了自己的肩上。史书中记载的，朱元璋一天要披阅四百多件的奏折文书，这不是朱元璋勤政的例证，而是废相后带来的严重后果。为了解决这种皇帝不堪重负的压力，朱元璋以建置四辅官的办法弥补废相的后果。可是任非所人，不久便被朱元璋抛弃，于是设置具有临时性与常设性兼而有之的殿阁学士。经过五十年左右的缓冲衍变，形成了明代固定的内阁制度，内阁制度俨然又是一宰相机构衙门，内阁首辅不啻于一真宰相的职位。宰相制度的幽灵在现实中复活。

汉唐宋元，以宰相制度的存在，形成了目前学界仍然存在争议的“内朝”“外朝”说的格局状况。但不论怎样，这实际上是反映了存在着以皇帝为核心存在一个系统和以宰相为中心的一个朝臣系统。二者处于权力争夺盈缩的不断变化态势中。这两个系统在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决策，行政等事务的处理中，尚且有些许共同抉择的精神存在。也就是说，国家诸项政策的出台是皇帝系统与宰相系统二者博弈后的产物。而明代废相以后，这种精神消失了，一切皆出于宸断，政令得失亦很难把握。制度化的内阁虽在现实中充当了宰相的角色，但是明代国家在制度上并未赋予其合法的地位。这是内阁制度的致命伤。任何人想以内阁首辅的身份担当宰相的职务的做法，都是违宪行为，就会受到来自各方猛烈的攻击。张居正的下场就是这个体制的最好注脚。

明朝的一切制度体制都是在皇权至上的前提下展开的，最终形成了皇权，外加依附于皇权的宦(官)权，以及阁权与六部权共存的一个特殊局面。阁权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从严格意义上而言，亦是附属于皇权的一种派生权力，同时又不得不与外朝的朝臣保持一定关系。阁权自形成后，就存在一个与部权处于长期不断争夺的格局，尤其是正德嘉靖以后，同时还与宦权保持着一种长期的微妙的关系。因此，在这种制度，权力体系下，一切权力都是皇权的衍生物。皇权松动，包括自然与人为的，阁权与宦权就长，且二者又处于争夺中，阁权又与部权保持着一种争夺。由此亦就不难理解，何以明代宦官专政从未出现过汉唐时代的弑君行为。可以说，明代的宦权，阁权都具有某种虚拟化的倾向。皇权完全有能力在一夜之间将所有威胁皇权的宦权，阁权解除殆尽。

从皇帝集权的角度来说，朱元璋废相的举措无疑是达到了成功的效果。但是，从实际的国家政令实施，行政运作效率等方面而言，则是一塌糊涂，其中的弊端，腐败以及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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