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困难和素质低下以及内外官员流动升迁机会的不公平问题出发,提出了一个制度性的建议,即《新唐书·选举志》里概括的“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
张九龄这一建议切中时弊,很快得到了玄宗的采纳。据《曲江集》记载,张九龄于开元三年五月二十日上书。刚六月就有诏规定,“京官不曾任州县官者不得拟为台省官”。这是唐代选官制度中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原则,唐中期以后,“不历州县不拟台省”的原则转而成为强调中央官行政历练、解决中央官素质缺失问题的重要规定。作为选官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个规定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其影响之大,延至今天的干部政策。
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被任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他建议于河南屯田,引水种稻,自己兼任河南稻田使。张九龄,主理朝政,提出以“王道”代替“霸道”的从政之道,强调保民育人,指出“民庶,国家之本”,反对穷兵黩武;主张省刑罚,薄征徭,扶持农桑;坚持革新吏治,主张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任用和提拔有才能的官员,罢免贪官污吏。张九龄的施政方针缓解了社会矛盾,唐朝社会出现了吏治澄明、国泰民安、百业兴旺的开元盛世。
唐玄宗非常赏识张九龄耿直、清正、肃然的风度。每逢朝中推荐官员,常问“风度能若九龄乎?”可见九龄的“曲江风度”影响之深。
开元末年,玄宗倦于理政,渐渐沉迷享乐,疏远贤人。凶险政情下,张九龄仍守正嫉邪,刚直敢言,成为安史之乱前最后一位公忠体国的唐室大臣。他主张制裁安禄山败军之罪,以抑其骄横,认为安禄山“貌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然而不为玄宗采纳。张九龄病逝以后,安禄山果然造反。玄宗仓皇出逃,方才痛悔不听张九龄忠言。张九龄还坚拒武惠妃的贿赂,粉碎了她危及太子的阴谋;还反对任用奸佞的李林甫、庸懦的牛仙客为相,至玄宗反感,终被罢相。
由于李林甫等人的排挤,开元25年(737年),张九龄被贬为荆州长史,此时已是垂暮之年。开元28年(740年),张九龄请假南归扫墓,在家乡曲江病逝,享年6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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