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的进身，后来又一身兼任数镇节度使，便与宰相李林甫这一“深谋远虑”有关。李林甫的精明打算巩固了自己的相位，却给帝国的危机埋下了种子。与边将常任久戍的同时，帝国精锐的军队都在边境地区戍守，由唐初重内轻外变为重外轻内，最终造成安禄山举兵叛乱，两京沦陷，都是李林甫专宠固位之计谋造成的直接后果。

　　对于唐朝的边防政策，张九龄有自己的卓识，他也向玄宗提出过合理的建议，甚至在如何对待安禄山这样的边将问题上，特别是安禄山，他都表示过忧虑。但玄宗没有能够听取他的意见。那么，这样一位颇受玄宗器重的宰相，他的建议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呢?除了各种客观原因外，也有张九龄个人方面的原因。他太正直，不能见容于晚年的唐玄宗，并被奸相李林甫所陷害。张九龄以正直著称，据司马迁的《资治通鉴》记载：“(玄宗时所用诸相)姚崇尚通，宋璨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紘、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张九龄的正直表现在他处理与周围每个人的关系上。

　　在那些善于在官场里阿谀奉承的人看来，张九龄肯定是不识时务的那种人，或者说是书呆子。担任宰相期间，张九龄的正直敢言多次惹怒玄宗，再加上李林甫的有意陷害，玄宗终于疏远了他。史书上说张九龄“尚直”，就是坚持正义的主张，不因个人的私利，也不因为屈于权威而改变主张，从张九龄一生行事来看，他的确具有这种品格。在政治清明的时代，这种品格应该会得到赞扬，但连张九龄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唐朝政治正由清明滑向污浊，而在污浊的社会环境中，正直却常常会显得与世不合，并往往给自己带来麻烦。性格决定命运，张九龄的为人决定了他与日益走向腐化的玄宗和口蜜腹剑的李林甫不可能有长久的默契与合作。

　　当他与玄宗意见不和时，他没有像李林甫那样随声附和，而是据理力争。张守琏任幽州节度使，多次击破奚、契丹的侵犯，玄宗对张守珪很赏识，想提拔他任宰相，可遭到张九龄反对；殿中侍御史杨万顷杀了张审素，张审素的两个儿子张理、张琇年寻机复仇，他们在长安亲手杀死了杨万顷，结果在逃亡路上被抓获，裴耀卿、李林甫都认为如果赦免他们，那就破坏了国法，玄宗同意裴、李二人的意见，但张九龄却不想判他们死罪，据理力争；安禄山讨击奚、契丹，恃勇轻进，打了败仗，张守珪、唐玄宗都爱惜安禄山的将才，不忍心杀他，张九龄却坚持要依法处斩。

　　张九龄的正道直行，最终令玄宗反感，并被李林甫利用。

　　张九龄的克星，同朝为相的李林甫，与张九龄正好相反，“柔佞多狡数”，他靠逢迎巴结爬上高位。开元二十二年五月，又与裴耀卿、张九龄等同为宰相，与裴耀卿、张九龄相比，李林甫特别善于迎合玄宗，赢取玄宗的欢心。

　　开元二十四年十月，在东都洛阳驻跸的玄宗因洛阳宫中发生怪异之事，就打算立刻动身返回西京。裴耀卿和张九龄都认为，眼下正是秋收季节，车驾西行，沿途各地必然安排食宿迎送，这样会给各地造成许多麻烦和负担，等到十一月动身最好。李林甫已经了解到玄宗的心意，等到裴耀卿和张九龄离开，李林甫向玄宗说：“长安、洛阳就是陛下的两宫，随时可以行幸，还选择什么时日啊!即便妨碍一点儿秋收，免收沿途各地的租税不就得了。”玄宗很高兴，立刻让李林甫安排启程。

　　当初，玄宗想让李林甫做宰相时，曾征求张九龄的意见。张九龄说：“陛下要让李林甫做宰相，我担心将来会成为朝廷的祸患。”玄宗对张九龄的意见不以为然，还是任命了李林甫。那时张九龄正受到玄宗器重，李林甫虽然怀恨在心，仍然奉迎巴结他。侍中裴耀卿与张九龄关系好，李林甫也忌恨他。玄宗在位几十年，越来越放纵自己的欲望，追求奢侈享受，对政务越来越懒得管。张九龄一看到玄宗有什么不好，不管大小事都极力论争。李林甫则巧妙地揣摩玄宗的心意，每天都在寻找机会，在玄宗面前中伤张九龄。

　　经李林甫推荐，朝廷任命萧炅为户部侍郎。萧炅没学问，给中书侍郎严挺之读一个材料，竟把“伏腊”两字读成“伏猎”。严挺之向张九龄抱怨说：“尚书省这样的中枢机构，怎么能任命一个‘伏猎侍郎’!”张九龄转告玄宗，玄宗让萧炅出京任岐州刺史，李林甫开始怨恨严挺之。张九龄与严挺之关系好，想举荐他为宰相，于是提醒他：“李尚书正受皇上恩宠，足下应去拜访他。”严挺之清高任性，看不起李林甫的为人，从不到李林甫门上去。李林甫更加忌恨严挺之，因此李林甫向玄宗检举张九龄与严挺之为朋党，而大臣结党是皇上最忌讳的事情。

　　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玄宗罢免了裴耀卿和张九龄的宰相职位，让裴耀卿任左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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