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开元初年,张九龄就曾一眼洞穿安禄山的狼子野心。当安禄山还是范阳一个小小军校的时候,因事入奏长安,气骄凌人,九龄看后立即对大臣裴光庭说:“乱幽州者,此胡雏也。”到了开元二十四年,刚刚混到区区平卢讨击使的安禄山,因为战败被张守珪奏请缚送京师问斩,时为中书令的张九龄在判决书上写道:“当年穰苴诛杀庄贾、孙武斩杀宫女,都是为了严明军纪,守珪若想军令严明,安禄山一定要处死。”然而昏聩的玄宗却认为禄山骁勇异常,敕令赦免。张九龄对玄宗力争道:“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玄宗仍然不听,竟然把安禄山放回边境,当白衣将领,并在四五年后得到重用。到天宝十载(751),安禄山已兼任平卢、范阳、河西三个节度使,拥兵几十万,占全国军马三分之一以上。要不是玄宗的昏聩,张九龄当时一个英明的决定,诛贼臣于未叛之先,也许就可以使伟大帝国的航船避开安史之乱的泥沼,让盛唐的光辉再保持数十年。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你不能否认,这种可能是存在的,让人感到似乎触手可及。然而历史在转折点上陡然走向另一个结果。随着绑缚安禄山肥硕臂膀绳索的松开,唐朝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只是这种转变要到数年以后才逐渐显现。随后是安禄山秽乱后宫,玄宗养虎遗患,终致国家社稷的万劫不复!当哥舒翰在潼关全军覆没的消息传来时,空气中弥漫着胡骑血腥的烟尘,六月十三日玄宗仓皇从延秋门逃出长安。匆忙中的他也许没有看见,城门上此时竟然聚集着成千上万只白头乌,它们不祥的鼓噪声,似乎昭示着一个王朝的末日。接着是马嵬坡事变,杨国忠、杨贵妃殒命,太子李亨北上灵武收拾残兵,玄宗继续逃往成都。在蜀道细雨霖铃的凄怆中,他终于想起了当年张九龄要求诛杀安禄山的力谏,不禁追悔莫及,并地写下这样的一联:“蜀道铃声,此际念公真晚矣;曲江风度,他年卜相孰如之!”一阙哀婉的《雨霖铃》打湿了帝王的迷梦,印证了张九龄的先知先觉,可人间此时已是满目疮痍!悔恨之余的玄宗立即派使者去张九龄的故乡韶州祭奠他,祭文中说:“故中书令张九龄,维岳降神,济川作相,开元之际,寅亮成功。谠言定其社稷,先觉合于蓍策。永怀贤弼,可谓大臣。竹帛犹存,樵苏必禁。爰崇八命之秩,更进三台之位,可赠司徒。”此时距离张九龄去世已经有十五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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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察秋毫的照妖镜
九龄一生察人无数,以才鉴见推当时,尤其擅长品评和选拔人才。每当吏部试应举拔萃科,都让九龄品评考量等第,其每次品评都十分平允。因此开元八年(720),张九龄被提拔为司勋员外郎,专门掌管官员的勋级、赏赐级别之类的事务。张九龄的政治生涯中的对三个人看得是最准的,一个是安禄山,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牛仙客。开元二十四年,李林甫在玄宗面前推荐不学无术的牛仙客为尚书。张九龄表示强烈反对,认为牛仙客是一个目不识丁的边陲小吏,难以担此重任。李林甫趁机赶来挑拨离间说:“牛仙客是个宰相之材,张九龄所论拘泥太甚,天子用人,有何不可!”玄宗于是坚持任用了牛仙客,后来居然还让他当了宰相。但牛仙客实质上不过是李林甫唯唯诺诺的一条走狗,属下向他请示意见时,他只会说:“照老样子办。”没有半点处理的办法。如此一来,朝政被李林甫一手操纵,变得越来越昏暗了。在安禄山、李林甫、牛仙客三人的使用上,假若玄宗听从了九龄的任何一次建议,都将影响开元天宝时期的重大政治历史进程,历史证明了张九龄敏锐的洞察力。正因为如此,后世甚至有人神化了张九龄,说他很懂面相学,所以才总是未卜先知。其实一个人的忠奸善恶,在有政治经验的人看来,几乎一望即知。因此,牛仙客之流的饭桶和无赖,岂能逃过张九龄的法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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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扇之赋与归燕之咏
开元二十五年,唐帝国的光辉还是炫目得让人不可仰视,一个睥睨四方的国家,拥有横扫欧亚、战无不胜的军队,还有路不拾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