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淳熙六年（1179年）春，辛弃疾从湖北调往湖南，由安抚使转任运副使。他想到自己马上就满四十岁了，却尽在这些闲职里转来转去，再也不能挥戈北上、收复故园，心里格外难受。借同僚置酒饯行之际，他写了《摸鱼儿》词：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

　　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

　　怨春不语。

　　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

　　蛾眉曾有人妒。

　　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闲愁最苦。

　　休去倚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全词结构严谨缜密，章法井然有序，语言柔媚缠绵，骨子里却沉郁悲壮。梁启超评曰：“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此词中，辛弃疾表面伤春吊古，实则用春残花落、蛾眉遭妒的比兴描写，表达了忠而遭谗、壮志难酬的激愤。“玉环飞燕”借指奸臣当道；“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之语，暗喻南宋日薄西山、前途暗淡，牢骚之怨，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因此，宋孝宗听人传唱时，很不高兴，可也没弄“文字狱”来处分他。

　　到了湖南长沙之后，辛弃疾整顿乡社、改革税法、弹劾贪官、兴办教育等，搞得有声有色。鉴于江西、湖北、湖南诸路，曾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动乱，辛弃疾上书孝宗，认为必须“讲求强盗之术”，要求在湖南创建一支新的军队。

　　宋孝宗特批了。

　　辛弃疾大喜，立即着手行动。他选择五代马殷在长沙的营垒故地，修建新的军营，并计划一月内完成。可是，刚开工就碰上了绵绵秋雨，修造营栅所需的20万片瓦无法烧制。辛弃疾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下令长沙市民每户送瓦20片，立付现银，两日内便将所需瓦片全部筹足。

　　一月不到，长沙城内便飘起了“飞虎军”的旗帜。辛弃疾挑选了精兵强将，组成步兵2000、骑兵500，亲自坐镇，严明军纪，督导训练，建成了一支英勇威严的“飞虎军”，成为当时最精锐的一支军队。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飞虎军”都是“江上诸军之冠”，是南宋中后期维护湖南政治局势的军事支柱，连金人都称之为“虎儿军”，十分畏惧。

　　但辛弃疾在创建“飞虎军”时，曾受到不少人的阻挠，枢密院甚至下了一道“御前金宇牌”，命令他立即停工。辛弃疾接到“御前金宇牌”后，冷笑一声，随手扔进书柜，反而干得更起劲。直到“飞虎军”营帐完全竣工，他才把经营经过、经费开支等事项，一一向朝廷奏明。孝宗见了，也就“释然于怀”。

　　然而，辛弃疾的桀骜不驯，却让诸多同僚和上司很不舒服。毕竟，辛弃疾的剽悍霸气，既把他们吓得心惊胆跳，也衬托出他们的无能和孱弱，怎能不耿耿于怀呢？

　　《贵耳集》记载说，当时的宰相王淮很欣赏辛弃疾，准备提升他为元帅，但宰相府的周益公等人坚决不同意。王淮很奇怪，问道：“幼安是帅才啊，何不用之？”

　　周益公是官场老狐狸了，当然不会流露出嫉妒贤能之心，而是“推心置腹”地轻叹：“凡幼安所杀人命，后人追究起来，都要算到你我的头上啊！”

　　王淮大悟，遂不复言。

　　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辛弃疾离开湖南，调任隆兴府（南昌）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时值江西旱灾，粮价飞涨。辛弃疾到任后，立刻贴出“闭粜者配，强籴者斩”八个大字，狠狠打击炒粮的商人团伙，再紧急从外地买入粮食，一月内就稳定了南昌的粮价。他见附近的信州也闹粮荒，还把所买粮食分拨过去，协助对方度过难关。大灾过后，孝宗论功行赏，提升辛弃疾为奉议郎。

　　但在此时，憋足劲头、伺机把他排挤出去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弹劾他“奸贪凶暴”、“敢为贪酷”者有之，举报他“残酷贪饕”、“凭陵上司”者有之，检举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者有之，说他 “惟嗜杀戮”、“淫刑聚敛”者也有之。终于，在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11月，这帮人如愿以偿、弹冠相庆了：辛弃疾遭弹劾落职，被彻底赶了出去。此后的20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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