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六年(1179年)春,辛弃疾从湖北调往湖南,由安抚使转任运副使。他想到自己马上就满四十岁了,却尽在这些闲职里转来转去,再也不能挥戈北上、收复故园,心里格外难受。借同僚置酒饯行之际,他写了《摸鱼儿》词: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
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
怨春不语。
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
蛾眉曾有人妒。
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
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闲愁最苦。
休去倚危楼,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全词结构严谨缜密,章法井然有序,语言柔媚缠绵,骨子里却沉郁悲壮。梁启超评曰:“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此词中,辛弃疾表面伤春吊古,实则用春残花落、蛾眉遭妒的比兴描写,表达了忠而遭谗、壮志难酬的激愤。“玉环飞燕”借指奸臣当道;“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之语,暗喻南宋日薄西山、前途暗淡,牢骚之怨,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因此,宋孝宗听人传唱时,很不高兴,可也没弄“文字狱”来处分他。
到了湖南长沙之后,辛弃疾整顿乡社、改革税法、弹劾贪官、兴办教育等,搞得有声有色。鉴于江西、湖北、湖南诸路,曾多次爆发小规模的动乱,辛弃疾上书孝宗,认为必须“讲求强盗之术”,要求在湖南创建一支新的军队。
宋孝宗特批了。
辛弃疾大喜,立即着手行动。他选择五代马殷在长沙的营垒故地,修建新的军营,并计划一月内完成。可是,刚开工就碰上了绵绵秋雨,修造营栅所需的20万片瓦无法烧制。辛弃疾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下令长沙市民每户送瓦20片,立付现银,两日内便将所需瓦片全部筹足。
一月不到,长沙城内便飘起了“飞虎军”的旗帜。辛弃疾挑选了精兵强将,组成步兵2000、骑兵500,亲自坐镇,严明军纪,督导训练,建成了一支英勇威严的“飞虎军”,成为当时最精锐的一支军队。在此后的三四十年,“飞虎军”都是“江上诸军之冠”,是南宋中后期维护湖南政治局势的军事支柱,连金人都称之为“虎儿军”,十分畏惧。
但辛弃疾在创建“飞虎军”时,曾受到不少人的阻挠,枢密院甚至下了一道“御前金宇牌”,命令他立即停工。辛弃疾接到“御前金宇牌”后,冷笑一声,随手扔进书柜,反而干得更起劲。直到“飞虎军”营帐完全竣工,他才把经营经过、经费开支等事项,一一向朝廷奏明。孝宗见了,也就“释然于怀”。
然而,辛弃疾的桀骜不驯,却让诸多同僚和上司很不舒服。毕竟,辛弃疾的剽悍霸气,既把他们吓得心惊胆跳,也衬托出他们的无能和孱弱,怎能不耿耿于怀呢?
《贵耳集》记载说,当时的宰相王淮很欣赏辛弃疾,准备提升他为元帅,但宰相府的周益公等人坚决不同意。王淮很奇怪,问道:“幼安是帅才啊,何不用之?”
周益公是官场老狐狸了,当然不会流露出嫉妒贤能之心,而是“推心置腹”地轻叹:“凡幼安所杀人命,后人追究起来,都要算到你我的头上啊!”
王淮大悟,遂不复言。
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辛弃疾离开湖南,调任隆兴府(南昌)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时值江西旱灾,粮价飞涨。辛弃疾到任后,立刻贴出“闭粜者配,强籴者斩”八个大字,狠狠打击炒粮的商人团伙,再紧急从外地买入粮食,一月内就稳定了南昌的粮价。他见附近的信州也闹粮荒,还把所买粮食分拨过去,协助对方度过难关。大灾过后,孝宗论功行赏,提升辛弃疾为奉议郎。
但在此时,憋足劲头、伺机把他排挤出去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弹劾他“奸贪凶暴”、“敢为贪酷”者有之,举报他“残酷贪饕”、“凭陵上司”者有之,检举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者有之,说他 “惟嗜杀戮”、“淫刑聚敛”者也有之。终于,在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11月,这帮人如愿以偿、弹冠相庆了:辛弃疾遭弹劾落职,被彻底赶了出去。此后的20年里,辛弃疾大多呆在江西上饶的乡村里,过着无所事事的“闲汉”生活,如他自嘲的那样,“君恩重,且教种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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