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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贵
在我以往印象中，辛弃疾就是一介儒雅书生，一个著名词人。其文笔恢宏大气，刚烈遒劲，与苏东坡并膺为豪放派的主要代表。尽管他也做过官，也曾描述过“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这样壮烈的边塞场景，但却很难把他与政治家、军事家联系在一起，也很难想像他会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武将、经邦济世的干才。当我阅读了他的传记特别是他的《美芹十论》、《九议》等着述后，不得不佩服他既有文韬，又有武略，确实算得上一个军事谋略家。
公元1140年，辛弃疾出生于山东历城(今济南)，其时中原沦陷已久。父亲多病早逝，辛弃疾为祖父辛赞所抚养。频仍的战乱，给他童年的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激起了他日后从军习武、驰骋疆场、杀敌报国的雄心壮志。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后方民众“屯聚蜂起”，自发起义，辛弃疾也拉起队伍加入到耿京的义军中来，并在其麾下当书记。完颜亮南侵失败后，辛弃疾揣耿京的书信，代表义军前往建康晋见宋高宗，奏请朝廷颁发诏书，起用义军，南北联手，共同抗击金军。奉命返回北方时，惊悉叛徒杀害耿京并降金，遂率五十骑奇袭五万金军大营，生擒叛首张安国，并号召上万士兵反正，连夜渡江南归，献俘于行在，斩安国于市，受到朝廷的嘉赏。如此勇武的事迹，一时轰动京都，人皆为之传颂。洪迈称他“壮声英概，儒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那年，辛弃疾才二十三岁。
辛弃疾南归之初，张浚北伐兵败，南宋朝中对金和议声浪又起。辛弃疾虽然职微言轻，但他胸怀大义，心系天下，对恢复中原大业充满信心，不断上书朝廷进献谋略。1165年，辛弃疾写成《美芹十论》。前三篇《审势》、《察情》、《观衅》，畅言逆顺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认为北方人民对金兵充满怨恨，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有衅隙可乘，实不足畏。后七篇《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兵、习武备战的具体规划和策略。1170年，辛弃疾又写出了《九议》上奏宰相虞允文，除进一步阐发《美芹十论》中的重要论点外，还根据刘项率吴楚子弟北上灭秦的史实，严厉驳斥了士大夫间存在的“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的谬论。朱熹由衷地赞叹辛弃疾颇谙晓兵事，并在著作中多处引用了他的论述。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辛弃疾根据宋弱金强的客观现实，以战略家的眼光，在《九议》中提出了“无欲速”、“审先后”、“能任败”这三项克敌制胜的基本原则。他一方面认为“一胜一负，兵家之常”，不能因一次失利而丧失信心，用以驳斥那些借口符离之败“欲终世而讳兵”的妥协派；一方面又认为“欲速则不达”，昔日越王复国，二十余年而后动，恢复中原也必须作长期准备，“旷日持久而后决”，反对那些“欲明日而亟斗”的速战派。他说，如今我们土地不如金之广，士马不如金之强，钱谷不如金之富，赏罚号令不如金之严，诸多方面彼长我短，北伐之计应建立在持久的基础上“徐起而图之”。然而，天下有难，举国同慨，中原百姓，四处响应，民心所向有利于我。若能扬长避短，最终必能以弱胜强。同时，他还提出了诸如“外倾其敌，内厚其民”，宽民力以解旷日持久之费；“既谋而后战，战之际又有谋”；“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小胜不骄，小负不沮”；对金“上则攻其腹心之大臣，下则间其州府之兵卒，使之内变外乱”；在山东等地开辟敌后战场，以沦陷区的民众为内应等策略。
辛弃疾的这些审时度势的战略思想，与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曾经提出的持久战非常相似。抗战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等因素，挥笔写就《论持久战》。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初步总结了抗战的基本经验，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指出夺取全国的胜利是一个持久过程，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人民，批驳了当时盛行的“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预见以及建立在这一预见基础上的持久战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如是我想，辛弃疾在《十论》、《九议》中作出的形势分析，阐述的战略思想，提出的先后规划，以及他在地方任上所采取的治理方略，即使拿到今天来看，仍然不失为救亡图存之良策。南宋统治者倘能听取辛弃疾的建议，假以时日，恢复中原大业并非不能实现。可惜的是，即便辛弃疾“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却也“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的军事才干也曾受到高宗、孝宗的赏识，但他的持久战主张，却未能得到朝廷的重视和采纳。到头来，还一再招致反战派的非议、排挤和弹劾。几经宦海沉浮，辛弃疾杀敌报国之心却从未懈怠。但由于朝廷政局每况愈下，“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辛弃疾只好归休庄园，饮酒赋诗，相伴桑麻，寄意稼轩，“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现如今万丈豪情都付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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